历史文化
背离时代的文化名人
文化传统，有很大的惯性，所以常常迟滞于时代的发展速度，而研究文化传统的人也就常常成了远离时代的人，甚至完全背离，这包括一些文化名人，甚至大师，这在快速变化的时代表现得最明显。
近代史上最典型的当然是拖着辫子教北大的辜鸿铭教授。辜鸿铭祖籍福建同安，出生在英国殖民的马来亚槟榔屿，只有一半中国血统，因为母亲为葡萄牙人（记载上辜鸿铭有黄发大概是遗传因素），10岁时随英国人去欧洲学习了14年，攻读的是西方文学专业，还学过土木工程和法学，据说通晓9种语言，24岁时辜鸿铭回马来亚后才开始学习中国文化（估计主要为了补汉语），然后回国在清朝任职，开始中国传统社会的生活。
辜鸿铭何时留辫子，历史上无载，但我觉得他在西方学习时未必是有辫子的，因为马来亚为英国殖民地，不需要留辫，就算按“传统装束”，那么到欧洲后周围都是西式装束者，那么10岁的小孩也未必会坚持“传统”，那时在美欧的容闳等人都是西式装束也可说明这一点，看来回国后才留辫子更符合实际情况，因为在清朝的臣民没辫子就是有关脑袋的问题了。
辜鸿铭回国后的主要工作是翻译，其中在张之洞幕府中就任职二十多年，张死后到外交部任侍郎。鸦片战争后与西方的接触交流增加，但想找懂外语了解西方的人却很难，因为科举制度使传统的读书人只读四书五经，只有“传统薄弱”的人才去学“蛮夷”的语言和文化，看容闳及辜鸿铭等人的经历就可看到这一点，1870年招录第一批公派留学生的艰难更能说明。辜鸿铭在西方学习14年，回马来亚后可能又重学了汉语，所以就成了学贯中西的人才，是凤毛麟角，而容闳则因中文不好而没能得到职位。辜鸿铭后来被推崇，甚至被有些人称为“国学大师”，主要是把《论语》、《中庸》、《大学》等译成英文（此前这类书籍都是由西方的汉学家翻译的），还用英文写了很多颂扬中华文化的文章，翻译的水平怎样我无从得知，但从其经历来看外语肯定没得说，但“国学”“传统”的水平就很难讲了，有些网站上有其写的《中国人的精神》，看后只能说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确实很浅，水平与台湾的“国学家”类似，只看到些皮毛而已。我不否认在那个时代辜鸿铭作为能直接与外国人对话的少数人在使外国人更多了解中国方面所起的特殊作用（也可能造成不少误读），但在现在这个时代如果还停留在那个水平就可笑了。
辛亥革命后，辜鸿铭自认保皇派而不肯在民国任职，1915年后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主讲英国文学，算是专业对口，后来还去日本讲学。他最著名的是那条一直不肯剪去的辫子，自觉是“老大中华的末了的一个代表”。粗通历史的都知道，汉民族的传统是束发的，剃发留辫是满族的传统，清朝入关后奉行的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政策，汉族是否接受满族装束代表的是臣服和反抗，而在200多年后汉族曾以传统名义反抗的东西却变成了奉行不悖的传统，真的很滑稽，说辜鸿铭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很肤浅这就是一个例证。
辜鸿铭更具“传统”的是对“三寸金莲”癖好和对“一夫多妻”合理性的解释，“女人之美，美在小脚，小脚之妙，妙在其臭。食品中有臭豆腐和臭蛋等，这种风味才勉强可与小脚比拟。前代缠足，乃一大艺术发明，实非虚政，更非虐政。”“这茶壶和茶杯就好像男人和女人，一个茶壶配上几个茶杯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一个茶杯配上几个茶壶则是万万不可的。”我也认为“一夫多妻”的传统比西化的“一夫一妻”为好，建议先把这个传统先恢复了，如此看来“包二奶”的应该就是恢复中华民族传统的先行者了，应该大加褒奖。
辜鸿铭可不是背离时代的孤例，罗振玉与王国维也同样如此。罗振玉，原籍浙江上虞，生于江苏山阳（今江苏省淮安），是甲骨文研究的奠基者，还是金文（钟鼎文）、简牍碑刻等古文字的收集编纂印行和研究者，是中国境内敦煌文书的研究先导者，成果颇丰，是语言文字学家，也可算大师级的文化名人了，但其政治上的立场也够特立独行的。辛亥革命爆发，罗振玉以清朝遗民自居并避居日本，1924年又奉逊帝溥仪之召任南书房行走并逐渐参预清室的复辟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参与策划成立伪满洲国，后任伪满洲国监察院长及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等职，成了汉奸。
王国维，浙江海宁盐官人，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各方面都成就卓著，著述有《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观堂集林》、《古史新证》、《曲录》、《殷周制度论》、《流沙坠简》等62种，也堪国学大师称号。我上大学时也喜欢其写的《人间词话》，还受其影响而读了大量宋词，我博客上的陶渊明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是因为其书中的推荐。但王国维也是背离时代的人，辛亥革命后随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以前清遗民处世，后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节节胜利北上时，王国维留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
林纾，即林琴南，福州人，著名翻译家，40多岁的他从1897年开始与他人合作翻译了一百六十多部小說，其中六十多部是世界文学名著，包括如小仲马、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托尔斯泰、狄更斯、易卜生、伊索、笛福、雨果等的作品。有趣的是，林琴南不懂外语，他的翻译是与留学生合作完成的，先由懂外语的留学生口述故事情节，然后林琴南用文言文写成作品，他用这种方法开翻译西洋小说的先河，一时风行全国，其翻译作品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到现在都难以超越。林琴南主张维新，忠于清朝的光绪皇帝，虽然没有在清朝做官，却十谒光绪陵墓，辛亥革命后离开北京大学，说：“革命军起，皇帝让政。闻闻见见，均弗适于余心”，“惟所恋恋者故君耳”，明显倾向保皇派。最有名的是林琴南在“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中反对白话文，他写信给北大校长蔡元培称：“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还与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在媒体上对骂。但白话文是大势所趋，曾洛阳纸贵的林琴南文言小说的读者越来越少，一时的文化名人也渐渐被人忘记。
严复，福建侯官人，1866年考入福州船政学堂，1877年到1879年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回国后先在福州船政任教习，后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总办（校长），还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等职，翻译过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和斯宾塞、孟德斯鸠等人的经济学、政治学、自然科学、哲学理论，是著名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主张学习西方的先驱，也算大师级人物。但严复在辛亥革命后却发起组织孔教会，还成了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服务的筹安会的发起人，1917年对张勋复辟表示同情支持，五四运动时认为支持学生运动的蔡元培不识时务等等，背离了新的时代。
最后还要说说康有为，这位维新派的领袖，曾一度引领时代潮流，成了思想家、社会改革家，引领很多人走上改变中国的道路，但他本人在辛亥革命后却变为保皇派领袖，反对共和制而主张君主立宪，1917年和效忠前清的北洋军阀张勋发动复辟拥立溥仪登基，在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后还曾亲往天津觐见。康有为说：“君犹父也，民犹子也 ，中国之民皆如幼童婴孩，问一家之中，婴孩十数，不由父母专主之，而使幼童婴孩自主之，自学之，能成学否乎？必不能也。敬告足下一言，中国唯以君权治天下而已，若雷厉风行，三月而规模成，二年而成效著。”
康有为信奉孔子的儒家学说，1912年10月授意其学生陈焕章等在上海成立孔教会，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为宗旨，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宗教并成为国教，经袁世凯政府批准后在全国各地设立分会，1913年9月27日在山东曲阜召开第一次全国孔教大会并举行大规模祭孔活动，11月康有为任孔教总会会长、张勋任名誉会长、陈焕章为主任干事，成员有学界、政界名流数百名（如林纾、汤化龙、梁启超、杨度、蔡锷等，多数人我都没听说过），还有美国的李佳白、日本的有贺长雄、英国的庄士敦、德国的卫礼贤等鼓吹在中国实行帝制的外国人。袁世凯先后发布“尊崇孔圣令”“规复祭孔令”等，规定春秋两丁祀孔，京师由大总统主祭，各地文庙由地方长官主祭，还通令全国学校恢复“尊孔读经”，宣布“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本”，一时尊孔之风大盛。
在戊戌变法时康有为就曾上书光绪皇帝请立孔教为国教，1913年8月陈焕章、严复、梁启超等人以孔教会的名义向参众两院递交定孔教为国教的请愿书，1916年8月康有为、陈焕章再次向国会提出定孔教为国教的意见书，还组织了参众两院中支持定孔教为国教的100多名议员组成“国教维持会”，但1917年张勋拥溥仪复辟失败后孔教会显出颓势，康有为被迫辞去孔教总会长，“五四运动”期间孔教会受到主张新文化运动人士的猛烈抨击，1937年9月孔教会被民国政府改名为“孔学会”，变成文化团体，但海外仍有孔教会的活动。（参见http://www.lw23.com/paper_8124301/）
沉迷某些领域的专家学者，在那个领域很有成就，但并不能保证每个领域都那么正确，或许是沉迷太深而丧失判断，或许是没有精力了解其他，普通人的常识他们也可能弄不清。花的美丽让人欣赏，但在填饱肚子方面似乎不如烤地瓜更有用。
近代史上最典型的当然是拖着辫子教北大的辜鸿铭教授。辜鸿铭祖籍福建同安，出生在英国殖民的马来亚槟榔屿，只有一半中国血统，因为母亲为葡萄牙人（记载上辜鸿铭有黄发大概是遗传因素），10岁时随英国人去欧洲学习了14年，攻读的是西方文学专业，还学过土木工程和法学，据说通晓9种语言，24岁时辜鸿铭回马来亚后才开始学习中国文化（估计主要为了补汉语），然后回国在清朝任职，开始中国传统社会的生活。
辜鸿铭何时留辫子，历史上无载，但我觉得他在西方学习时未必是有辫子的，因为马来亚为英国殖民地，不需要留辫，就算按“传统装束”，那么到欧洲后周围都是西式装束者，那么10岁的小孩也未必会坚持“传统”，那时在美欧的容闳等人都是西式装束也可说明这一点，看来回国后才留辫子更符合实际情况，因为在清朝的臣民没辫子就是有关脑袋的问题了。
辜鸿铭回国后的主要工作是翻译，其中在张之洞幕府中就任职二十多年，张死后到外交部任侍郎。鸦片战争后与西方的接触交流增加，但想找懂外语了解西方的人却很难，因为科举制度使传统的读书人只读四书五经，只有“传统薄弱”的人才去学“蛮夷”的语言和文化，看容闳及辜鸿铭等人的经历就可看到这一点，1870年招录第一批公派留学生的艰难更能说明。辜鸿铭在西方学习14年，回马来亚后可能又重学了汉语，所以就成了学贯中西的人才，是凤毛麟角，而容闳则因中文不好而没能得到职位。辜鸿铭后来被推崇，甚至被有些人称为“国学大师”，主要是把《论语》、《中庸》、《大学》等译成英文（此前这类书籍都是由西方的汉学家翻译的），还用英文写了很多颂扬中华文化的文章，翻译的水平怎样我无从得知，但从其经历来看外语肯定没得说，但“国学”“传统”的水平就很难讲了，有些网站上有其写的《中国人的精神》，看后只能说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确实很浅，水平与台湾的“国学家”类似，只看到些皮毛而已。我不否认在那个时代辜鸿铭作为能直接与外国人对话的少数人在使外国人更多了解中国方面所起的特殊作用（也可能造成不少误读），但在现在这个时代如果还停留在那个水平就可笑了。
辛亥革命后，辜鸿铭自认保皇派而不肯在民国任职，1915年后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主讲英国文学，算是专业对口，后来还去日本讲学。他最著名的是那条一直不肯剪去的辫子，自觉是“老大中华的末了的一个代表”。粗通历史的都知道，汉民族的传统是束发的，剃发留辫是满族的传统，清朝入关后奉行的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政策，汉族是否接受满族装束代表的是臣服和反抗，而在200多年后汉族曾以传统名义反抗的东西却变成了奉行不悖的传统，真的很滑稽，说辜鸿铭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很肤浅这就是一个例证。
辜鸿铭更具“传统”的是对“三寸金莲”癖好和对“一夫多妻”合理性的解释，“女人之美，美在小脚，小脚之妙，妙在其臭。食品中有臭豆腐和臭蛋等，这种风味才勉强可与小脚比拟。前代缠足，乃一大艺术发明，实非虚政，更非虐政。”“这茶壶和茶杯就好像男人和女人，一个茶壶配上几个茶杯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一个茶杯配上几个茶壶则是万万不可的。”我也认为“一夫多妻”的传统比西化的“一夫一妻”为好，建议先把这个传统先恢复了，如此看来“包二奶”的应该就是恢复中华民族传统的先行者了，应该大加褒奖。
辜鸿铭可不是背离时代的孤例，罗振玉与王国维也同样如此。罗振玉，原籍浙江上虞，生于江苏山阳（今江苏省淮安），是甲骨文研究的奠基者，还是金文（钟鼎文）、简牍碑刻等古文字的收集编纂印行和研究者，是中国境内敦煌文书的研究先导者，成果颇丰，是语言文字学家，也可算大师级的文化名人了，但其政治上的立场也够特立独行的。辛亥革命爆发，罗振玉以清朝遗民自居并避居日本，1924年又奉逊帝溥仪之召任南书房行走并逐渐参预清室的复辟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参与策划成立伪满洲国，后任伪满洲国监察院长及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等职，成了汉奸。
王国维，浙江海宁盐官人，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各方面都成就卓著，著述有《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观堂集林》、《古史新证》、《曲录》、《殷周制度论》、《流沙坠简》等62种，也堪国学大师称号。我上大学时也喜欢其写的《人间词话》，还受其影响而读了大量宋词，我博客上的陶渊明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是因为其书中的推荐。但王国维也是背离时代的人，辛亥革命后随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以前清遗民处世，后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节节胜利北上时，王国维留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
林纾，即林琴南，福州人，著名翻译家，40多岁的他从1897年开始与他人合作翻译了一百六十多部小說，其中六十多部是世界文学名著，包括如小仲马、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托尔斯泰、狄更斯、易卜生、伊索、笛福、雨果等的作品。有趣的是，林琴南不懂外语，他的翻译是与留学生合作完成的，先由懂外语的留学生口述故事情节，然后林琴南用文言文写成作品，他用这种方法开翻译西洋小说的先河，一时风行全国，其翻译作品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到现在都难以超越。林琴南主张维新，忠于清朝的光绪皇帝，虽然没有在清朝做官，却十谒光绪陵墓，辛亥革命后离开北京大学，说：“革命军起，皇帝让政。闻闻见见，均弗适于余心”，“惟所恋恋者故君耳”，明显倾向保皇派。最有名的是林琴南在“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中反对白话文，他写信给北大校长蔡元培称：“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还与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在媒体上对骂。但白话文是大势所趋，曾洛阳纸贵的林琴南文言小说的读者越来越少，一时的文化名人也渐渐被人忘记。
严复，福建侯官人，1866年考入福州船政学堂，1877年到1879年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回国后先在福州船政任教习，后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总办（校长），还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等职，翻译过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和斯宾塞、孟德斯鸠等人的经济学、政治学、自然科学、哲学理论，是著名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主张学习西方的先驱，也算大师级人物。但严复在辛亥革命后却发起组织孔教会，还成了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服务的筹安会的发起人，1917年对张勋复辟表示同情支持，五四运动时认为支持学生运动的蔡元培不识时务等等，背离了新的时代。
最后还要说说康有为，这位维新派的领袖，曾一度引领时代潮流，成了思想家、社会改革家，引领很多人走上改变中国的道路，但他本人在辛亥革命后却变为保皇派领袖，反对共和制而主张君主立宪，1917年和效忠前清的北洋军阀张勋发动复辟拥立溥仪登基，在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后还曾亲往天津觐见。康有为说：“君犹父也，民犹子也 ，中国之民皆如幼童婴孩，问一家之中，婴孩十数，不由父母专主之，而使幼童婴孩自主之，自学之，能成学否乎？必不能也。敬告足下一言，中国唯以君权治天下而已，若雷厉风行，三月而规模成，二年而成效著。”
康有为信奉孔子的儒家学说，1912年10月授意其学生陈焕章等在上海成立孔教会，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为宗旨，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宗教并成为国教，经袁世凯政府批准后在全国各地设立分会，1913年9月27日在山东曲阜召开第一次全国孔教大会并举行大规模祭孔活动，11月康有为任孔教总会会长、张勋任名誉会长、陈焕章为主任干事，成员有学界、政界名流数百名（如林纾、汤化龙、梁启超、杨度、蔡锷等，多数人我都没听说过），还有美国的李佳白、日本的有贺长雄、英国的庄士敦、德国的卫礼贤等鼓吹在中国实行帝制的外国人。袁世凯先后发布“尊崇孔圣令”“规复祭孔令”等，规定春秋两丁祀孔，京师由大总统主祭，各地文庙由地方长官主祭，还通令全国学校恢复“尊孔读经”，宣布“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本”，一时尊孔之风大盛。
在戊戌变法时康有为就曾上书光绪皇帝请立孔教为国教，1913年8月陈焕章、严复、梁启超等人以孔教会的名义向参众两院递交定孔教为国教的请愿书，1916年8月康有为、陈焕章再次向国会提出定孔教为国教的意见书，还组织了参众两院中支持定孔教为国教的100多名议员组成“国教维持会”，但1917年张勋拥溥仪复辟失败后孔教会显出颓势，康有为被迫辞去孔教总会长，“五四运动”期间孔教会受到主张新文化运动人士的猛烈抨击，1937年9月孔教会被民国政府改名为“孔学会”，变成文化团体，但海外仍有孔教会的活动。（参见http://www.lw23.com/paper_8124301/）
沉迷某些领域的专家学者，在那个领域很有成就，但并不能保证每个领域都那么正确，或许是沉迷太深而丧失判断，或许是没有精力了解其他，普通人的常识他们也可能弄不清。花的美丽让人欣赏，但在填饱肚子方面似乎不如烤地瓜更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