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
认知是什么，一般解释是人们获得知识或应用知识的过程，这是动词的解释；认知还可以作为名词使用，比如是否有某种认知，指的是通过这种过程而获得的知识。人是通过各种感觉器官先获取信息，比如通过眼睛看到、通过耳朵听到、通过鼻子嗅到等等，然后根据头脑中已经存在的记忆或已经形成的印象，而提取到一些相关内容，比如认出文字、听到汽车声、嗅到香味臭味等等，这其中既有客观获取的部分，也有主观加工处理的过程。如果只是看到，而未经主观处理，我们是不知道看到的文字内容是什么，也无法识别是哪个人，如果以前未遇到过汽车也不能知道是其开动的声音，如果以前没有吃过榴莲也无从判断这种水果散发的味道，只有头脑中存储了这些相关内容相关信息，或者说是一种认知，才能进行判断识别，因此在认知过程中主观部分是很关键的因素。看到过与没看到过，经历过与没经历过，很重要的影响是在人脑中是否形成了一种记忆、一种印象或一种观念等等，也就是是否有这种认知，或者认知是什么样的，人与人之间在这方面其实是相差很大的。从简单的例子说起：
现在的人基本都会数学，一般小学学的是加减乘除四则运算，这是最基本的，然后就要学习更深的一些知识了，比如平方根、立方根。如果一个数自乘，就得到其平方，而如果先给出一个数，要算出是由哪个数自乘得到的，这就是求平方根或称开平方，这对绝大多数成年人来说都不是问题，因为实施普遍教育几十年了，一般都学过这些基本的数学知识。上初中时，老师一般教授的是一个正数都是有平方根的，虽然有时候这个值比较难计算出，因为常常是一个无限不循环的小数，也就是无理数。不过，目前常用的计算器上都已经有一个计算平方根的按键，对任何一个正数都能轻松得到其平方根值，不像我当初上学时教材后面还有几页是专门介绍手工推算平方根的方法，使用的算式很像除法算式，不知是何时哪位数学家的研究成果，到了这个时代都已成过眼烟云了。
虽然初中时老师都会告诉你，只有大于等于零的数才有平方根，但到了高中就会发现其实并非如此，因为要学复数了。自从引入了-1的平方根这个虚数单位，很多看起来比较复杂的问题反而变得简单了。比如，如果求1的立方根，初中生都会说很简单，就是1，但如果有了复数，就会知道还有另外两个值，都是复数，分别为-0.5+0.8660254037844386i和-0.5-0.8660254037844386i，这另外两个值其实是一对共轭复数，实数部分为-0.5，而虚数部分的值则是一个无限不循环小数，我使用的计算机内置算法只能算到这个精度了。如果学过复数乘法，可以试试计算这两个数的三次乘方是否能得到1这个值，因为是无限的小数截取，乘方结果会非常接近1但有个很小的偏差。这两个值其实是通过复数转换成模与幅角形式后，以n次方根的通用公式计算得到的，精确度更低的计算可以参照网页。这两个数的实数部分其实为120度和240度的余弦，都是-1/2，而虚数部分的数值则为这两个角度的正弦，是3的平方根除以2，一个为正一个为负，如果按这两个值去进行复数的3次乘方计算，就会得到精确的1了。
增加了两个值为何说更简单了？因为按照复数的通用计算公式，对任何一个复数（当然也包括实数），其几次方根就有几个值，而更一般地，一元n次方程在复数范围内就有n个根（当然可能有重根），如果不使用复数，就没有那么简明的结论了。还比如，为了求一个一元三次方程x^3-15x-4=0的根，按照一个通用公式就能算出x=(2+11i)(1/3)+(2-11i)(1/3)，也就是(2+11i)的三次方根与(2-11i)的三次方根的和，其中i表示的是-1的平方根，如果按以前的认知，-1的平方根不存在，那么这个计算出来的值就没有意义，也就是不存在这个根了。但有位数学家则把i按-1的平方根计算得到(2+i)3=2+11i和(2-i)3=2-11i，由此得到上面的求根公式的结果是x=(2+i)+(2-i)=4，而把这个x=4带入前面的方程，发现确实是其一个根。这个被认为虚幻的负数的平方根数值似乎并非虚无无用，而是常常非常实用，因此逐渐被认知，并再次开拓了人的视野。
在此之前，人类已数次开拓了对数学的认知。从结绳记事开始人就认知了正整数，也就是1、2、3、4、5......，并逐渐知道了加减乘除运算。我刚上学不久，学了这些算术，但不知道有什么用，家长就让我单独去市场购物，虽然会算术了，但对于真正算出的结果还不是很自信，1个馒头5分钱，买十个要给多少钱？就是通过这一次次的实用，也认知了算术是什么，为什么要学算术。其实，对于正整数的四则运算，几千年前人们已经基本掌握了，而对于今天的人来说仅仅是小学课程，已经没有什么难度。但，如果使用减法，遇到被减数小于减数怎么办，比如想买30个馒头，但身上只带了1块钱，按过去的正整数范围，也就只够买20个馒头的，下次带多一些钱再来。如果常来购买，与老板熟悉了可以赊账，就可以买到30个，以后再补上，这就有了负数概念，人对数的认知也就扩大了。不仅如此，还可能在使用除法时遇到不能整除的情况，于是就出现了（有限或无限循环）小数及分数，人对数的认知范围继续扩大，现在的数学把这些数称为有理数，其实最初的含义是能够表示为两个整数的比值的数。而随着对平方根的认识和计算，发现其值大多只能表示为无限不循环的小数，也就是无理数，各种各样的无理数并非没有理由存在，而常常是在生活中无处不在，是回避不了的数。比如，一个边长为1m的正方形，对角线长度是多少？2的平方根，上过学的人几乎都会计算，很多几何问题都会用到无理数，比如前面提到的3的平方根。而更常用的一个无理数是圆周率π，不仅涉及圆形的计算离不开它，甚至似乎与圆没什么关系的地方都到处存在，如影随形。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无理数的存在很有道理，因此把有理数与无理数统称为实数，也就是实实在在的数，与当时认为虚幻、虚构的虚数相对应。确实，现实生活中实数是大量存在的，各种实际应用中都离不开，非常实际并非常实在，比如丈量土地的面积、计量容器的容量、计算物体的体积等等，这些基本的计算能力一般在初中数学中就可以获得了，可能一些也需要上到高中才会学到，如立体几何。当一个人有了这些对数值及其计算的认知，并能熟练运用，在生活中就会感到非常方便，对应付一些事情也会得心应手，而不会茫然无措。如，家里装修要铺地板、贴瓷砖，总要大致计算一下需要的地板或瓷砖数量，农村或小城镇一些家庭可能会要自己或找人建房子或挖地窖水窖，则需要计算一下需要的砖石混凝土数量，等等，有没有这些认知是不一样的。
在初中时，我们的认知范围还有限，只知道正数的平方根，而到了高中还是这种认知，而不能加上对负数的平方根的认知，恐怕在学校就会被人笑话，也难以毕业了。但即使学过复数，恐怕也没有几个人知道1的立方根的另外两个值，知道计算方法的就更少。如果学校老师问1的立方根是多少，你要回答另外两个值，恐怕老师也会大为光火，就算知道确实有这两个值，也会说“你想得太多了”。确实，知道这另外的值一般情况下也没有什么用，在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环境下或许还会被很多人认为脑子有问题，把精力和时间用在无用的地方了，是个怪人、另类。
其实，对虚数的研究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十六世纪的意大利的数学家在研究一元三次方程时提出了卡尔达诺Cardano公式（有人认为是塔尔塔利亚Tartaglia最先得到的）， 而另一位意大利数学家邦贝利Bombelli在使用这个公式时发现了x^3-15x-4=0的根x=4可以通过-1的平方根来计算得到（前面已经说明了这种计算方法），因此-1的平方根就被以后的很多数学家关注，虽然当时普遍认为这只是虚幻的数。在后来的上百年中，很多数学家都对虚数进行过研究，包括第一次提出用i来表示它的瑞士大数学家欧拉Euler，还有德国大数学家高斯Gauss等等，发现其应用范围不仅在求根中，而且广泛应用在三角函数计算中，并有了著名的欧拉公式（eπi+1=0），高中数学教材中都会介绍到。现在，复数一般定义为实数与虚数的和的形式，即a+bi，这将人类对数的认知从实数范围扩展到了复数范围。不过，在日常生活中几乎用不到复数，只是在一些专业领域内比较常用，比如在一些物理研究中，因此才会纳入高中教材，但高中接触到的物理部分是避开的，因此只能死记硬背一些公式和结论，为了考学才去学。但到了大学，很多课程就要开始使用复数了，比如电学，基本的电路元件有电阻、电容和电感，为了计算这多种元件组成的电路的性质，就把电容和电感认为是一种“虚”电阻--电抗，而与“实”电阻结合起来组成复阻抗，使用复数计算就比较方便了。其他一些专业研究，也有要用到复数及复数计算的，一般大学理工科会有一门课程是复变函数，有的是讲数学物理方程，学习更深的知识，不过我们做应用工程技术的用的还是比较少的，而理论研究用的才比较深，比如复数还有三角函数、指数、对数等等，我也是近些年才看到。其实，物理学中用到的数学，一般都是一两百年前的研究成果，甚至更早。人类几千年间积累的数学认知，经过加工整理，现在通过教学让每个受教育的孩子在几年内就基本掌握了，现代的普通人学到了古代数学大师的研究成果，因此对数学的认知已经远超古人。数学研究本身现在超前实用很多，因此近代以来重大突破比较少，其实就是有一些，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也是在认知之外，包括我。
这里是以数学为例，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已是常识，普遍有认知，讲起来比较方便，太专业的领域对大多数人来说理解起来就会比较难。其实我对数学的认知也只是皮毛而已，因为只是实际应用者而不是专业研究者，够用就好。从历史上看，专业研究者几百年前就已经不满足于复数了，看到其形式是a+bi二元组成，对应一个平面，就推而广之，研究出4元数a+bi+cj+dk，对应一个四维空间，甚至还可以扩展到八元数、十六元数、三十二元数等等，认知是无限的，没有穷尽。但是，因为目前一些数没有实用性，因此研究者就少，也无人关注，不过4元数已被用于相对论研究中，据说计算机图形学中也有使用，因此会有不少研究及使用者。如果是这些领域的相关人员，不知道4元数就会比较麻烦，可能会在研究中落伍，而有这些认知或者就可开启一个研究之门，获益良多。
认知，不仅有窄与广的问题，还有正与误的问题。我们都生活在地球上，古人看着每天的日出日落、月圆月缺，还有斗转星移，就会萌生各种想象，想知道其中的奥秘。古人发现，在满天繁星中，大部分星星之间的相对位置是基本不变的，但是却有几颗是每天都有位置或多或少的移动，因此就有了恒星与行星的区分。现在我们知道了，所谓行星是太阳系内的星球，因为距离地球较近所以能看到明显的位置变化，而其他那些则距离我们过于遥远，因此在很长时间内看起来位置基本不变。古人就非常关注这几颗位置总在移动的行星，希望能找出其中的规律，最好能够预测出下次看到的位置，当然也与当时流行的占星术有关，而在古代中国也认为行星的移动能预测将要发生的大事情，属于帝王们非常想知道的天机。不过观测者却发现，要预测行星的运动规律是很困难的事，行星有时移动得快，而有时移动得慢，甚至还会反向移动，非常复杂。不过还是有聪明人通过构造出本轮-均轮模型成功解释了这个现象，在这个模型中每个行星都沿一个圆周运动，称为本轮Epicycle，但本轮的圆心则是沿着一个称为均轮deferent的大圆移动，地球则位于均轮的圆心处（如图），也就是以地球为中心。这很自然，因为我们都住在地球上，直观上当然就是以地球为中心看宇宙，感到太阳、月亮、行星、恒星等等，都是围绕着我们在旋转。这种本轮-均轮模型成功地解释了行星的有时快有时慢的运动规律，还能解释所谓“逆行”现象。后来随着观测的细致，发现只是通过简单的本轮-均轮计算出的位置并不精确，因此加了一些修正，比如认为地球不在均轮的中心而是偏心的，还在本轮上再加上其他一些附加轮以达到更加精确的位置计算，这就是托勒密体系。这个体系是如此成功，从古希腊一直使用到葡萄牙的大航海时代，一千多年。不过，随着技术进步及对行星观测的更加精确，这个模型就显得复杂且偏差较大，后来我们都知道了，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认为太阳才是宇宙的中心，而地球不过是与其他行星一样围绕着太阳运动。虽然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被认为是历史上划时代的思想革命，但当时并未被多少人所接受，首先是这种观点与我们直观的印象相悖，我们天天看到的日出日落、斗转星移都显示着宇宙是绕着地球转的；另一方面，哥白尼认为行星围绕太阳是沿圆形轨道，因此算出的位置还不如托勒密体系精确。虽然古希腊就有人认知了椭圆，还写出一本《圆锥曲线论》，但似乎一直以来人们一直更青睐圆，总是以圆来描述行星轨道，因此偏差就不可避免，后来开普勒继承了第谷的精确观测数据后，总结出了行星运动的三个定律，椭圆轨道才开始成为公众的认知，虽然这个椭圆比较接近圆。当然反对日心说还有宗教因素，日心学说把地球降到与其他行星一样的地位，要围绕太阳旋转，触动了信仰认知，上千年灌输的宗教教条很多要被颠覆。其实，托勒密的地心说只是人对世界认知的早期阶段，并不涉及其他，但早期的宗教则以这种认知作为思想基础，通过一些观念与教条加以捆绑，并在教众中加以固化，因此就感到了危机，想要扼杀，也就使一些人失去生命，现在看来这是一种认知错觉，是一种过度反应。
虽然遇到各种阻碍，也有自身模型的粗糙问题，但日心说因为更符合客观实际在经过开普勒的椭圆轨道修正下逐渐被接受，而后来的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及按其使用微积分方法推演出的轨道则完全符合观测数据，甚至还能根据数学计算找到新的行星--海王星，因此目前已经成为普遍认知。当然，后来人们发现，太阳也不是宇宙中心，太阳及围绕其的行星、彗星及其他天体组成太阳系，太阳系只是银河系的普通一员，而银河系则只是宇宙无数星系中的一个。我们对宇宙的认知从地球扩展到了太阳系、银河系、河外星系，而且仍然在不断扩展中，不知未来还会有哪些新的认知。现在看起来，几百年前日心说与地心说的争辩似乎不应该那样惨烈，但历史似乎就是那么走过来的，有时候为了一个长久以来固化的认知的改变，一些人要付出很多，甚至以生命为代价。有了这种历史的经验教训，人类社会以后会不会对不同认知能更加宽容一些？虽然不是所有新出现的观点都是正确的，也不是所有新出现的观点都比过去的更完善，特别是刚出现不久时，需要以科学的方法最终去验证，而不是想方设法去封人之口，而更不是想去扼杀。随着天文学的进一步的发展，人们虽然已经无法找到上帝的物理地位，但在西方人中God仍然不离口边，民众还是频繁地走进教堂，罗马教廷仍然在数亿人口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可见摆脱一些陈腐旧观念未必就能摧毁信仰，而真正的危险则是固守那些不合时宜的认知不肯改变。现代人，虽然照样看着每天的日出日落及斗转星移，但已经没有几个人还认为地球是宇宙中心了，我们已经可以很轻松地面对几千年中的认知曲折，截弯取直，直到最新的科学认知，但有时候回头张望一下走过的艰难历程，或者也会感触良多。
与此相似，医学也是经过漫长的时间来逐渐发展起来的。最初的人们，对于疾病搞不清缘由，认为是鬼神来控制，需要驱鬼、跳大神，还有其他各种巫术。当然，也有一些人通过一些实践，认识到部分疾病的产生原因，并找到一些植物、动物、矿物等作为药来治疗，也有部分有疗效，这是传统医学，东西方大致都如此。但几千年间，人类仍然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有些非常可怕，会造成大量人口的死亡，而婴幼儿更容易夭折，一般家庭出生的孩子大概能活到成年的也就半数左右，贫困家庭死亡比例更高，因此只能通过更高的出生率来弥补这样的人口损失。比如曾经困扰人类上千年的天花，人类就一直束手无策，直到建国初仍能看到大量“麻子”，就是得了天花出水痘的疤痕，这已是非常幸运的了，因为活了下来，而很多孩童则因此死亡。不仅儿童，据说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顺治就是死于天花，正是青壮年，而怕继位者再死于这种疾病，就在皇子中选择了已经“出过痘”的玄烨，即后来的康熙皇帝。当时人们已经知道了，得过天花的人以后就不会再得这个疾病，但不知原因。其实，古代也有一种对付天花这种死亡率很高疾病的方法，就是取部分得病者的结痂研磨成粉放入孩童鼻孔中，孩童几天后就会发热然后长出痘，不久可痊愈，其终生就不会再受天花困扰，被称为“人痘”法。不过，也有不少人仍然会病得较重并留下严重的疤痕，也会有人死亡，因此是一种风险很高的“治疗”方法，但即使如此仍是非常昂贵，不是所有人都能用得起。人痘法起源于何时，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唐代就有民间神医这样使用，也有人认为是在宋代开始出现，但到了明嘉靖年间已经广为人知了并应用于对付天花大流行，后来还传播到海外，但古人认为其原理是“以毒攻毒”。英国一位乡村医生詹纳Edward Jenner发现，挤牛奶的村妇手上会出一种与天花的水痘非常相似的脓包，是从奶牛的乳房上转移来的，被称为“牛痘”，但这种牛痘病很温和，并不会造成其他影响，而当时的医生已经对挤奶工不会感染天花已有所认知，因此就开始探索其中的因由。詹纳在一位挤奶工手上的脓包中取出液体，用于一个小男孩身上，小孩也出现这种轻微的“牛痘”病，但很快就恢复了。而后，詹纳则在这个小孩身上使用了天花，但小男孩没有任何不良反应，非常健康。詹纳因此把自己的发现发表出来，开始也是受到各种质疑，因为当时没人知道这是为什么，不过这种“种牛痘”的方法安全有效，几年后就在英国获得认同，并开始普遍被使用，以后又传播到世界各地，很多国家（包括中国）都是在婴幼儿时期要求强制接种，两百多年后已经没有听说还有人再得天花了，因此已被认为绝迹。按古书记载，天花最初是在马援征交趾时带到中原，最初称“虏疮”，然后逐渐扩散流行开来，一些地方曾死亡“十之七八”，但后来天花主要是在孩童中发生，说明大部分成人已经具有抵抗力。天花曾经困扰中国人一千多年，不知多少人因此丧命，直到后来采取普遍接种牛痘的方法才彻底根除。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才知道很多疾病其实是由肉眼看不到的微生物（细菌、病毒、真菌等）及寄生虫引起的，而人类经历了上千万年的进化，体内其实有一种防卫这些外来微生物的体系--免疫系统，这才是人类能够繁衍至今的关键所在。当有外来入侵者时，会先由巨噬细胞发起进攻并吞噬，继而产生抗原，然后免疫系统产生对应抗体，人体使用抗体来识别发现受感染的部分并加以摧毁，防止微生物继续在体内繁殖，也就保证了我们的健康。免疫系统在完成这种保护过程后，还能形成一种短暂的或长期的“记忆”，如果再次受到同样微生物的入侵就能迅速反应，产生大量保护物质来阻止病菌的伤害，也就不会再发病。有时候，我们想象的是如果病菌侵入人体，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使用一种物质把入侵者“杀死”，比如使用奎宁、青蒿素对付疟原虫，使用青霉素等抗菌素对付一些致病菌等，很多口服、针剂类药物都是这种机制。但病症往往集中于局部，而很多药物则是要通过循环系统扩散到全身，大部分药物其实都浪费掉了，没有能直接对付病菌，而药往往都有一定副作用，因此也常会造成其他一些损伤。而从种牛痘开始，随着人们对免疫系统的认知深入，发现了一种对付疾病更有效的方法，就是调动人体自身的免疫能力，更有效而副作用也较小。现在历史上曾造成大量人口染病甚至死亡的常见的传染病大都研制出了疫苗，如脊髓灰质炎、肺结核、伤寒、破伤风、狂犬病、麻疹、甲肝、乙肝等等，包括灭活疫苗、减毒疫苗等多种，就是通过刺激人体产生对应抗体的方式来调动人体的防御体系来对付微生物的入侵，从而保障了我们的健康。因为有了对免疫系统的认知，所以也就想到，古代使用画符咒语等巫术的“治疗”方法，其实不过就是让病人等待自己的机体战胜疾病而已，而一些古代认为有效的药物，很多也只是一些“安慰剂”，当然也有一些（如很多感冒药）能通过解热或调理人体的一些分泌物等方式来减轻一些症状，或避免免疫系统运作时导致的发热等反应损害身体器官机能甚至危及生命，从根本上来说往往只是辅助免疫系统的工作，最终战胜疾病主要还是要靠自身。古人在“人痘”实践中也发现，使用种人痘后出现的结痂会比使用得天花人的结痂更安全，认为“毒性更低”，一代代使用效果会越来越好，还有人提出一些识别“好苗”的方法，但限于当时的“以毒攻毒”认知，无法给出合理解释也无法形成客观判别标准，也就无法普遍使用，停留在几千年前的经验式的感性的对疾病的认知因此难以适应现实需求。而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人们对免疫机制有了现代认知，获得并长期提供安全的疫苗才成为现实，对付一种病菌也不需要等数百年，而是在几年之内往往就能研制出疫苗，因此挽救大量生命。我对医学的认知也不多，只有一些基本常识而已，所以也不敢说太多，其实人对自身还有很多未知，我们还在受着很多疾病的困扰，包括目前世界大流行的冠状病毒，而有效疫苗的获得似乎还需要一些时间，在此之前还会有很多人面临着死亡威胁。疫苗，目前是人类对付一些病原体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它与抗菌素、外科手术、杀菌消毒及卫生习惯等都是现代医学的一部分，这些共同作用，使人的平均寿命大大延长，而婴幼儿的死亡率也大大降低。现在，绝大多数孩子都能健康到成年，这就是对人体认知及对疾病认知的加深而获得的益处，当然这也带来一个副作用，就是在低死亡率情况下显出人的繁衍生殖能力太强了，过去的高死亡率下这种繁殖能力能弥补人口损失而保证人类的适当增长而不致灭绝，而死亡率的降低则造成人口的过快上涨及资源紧张，人类解决了一个长期困扰的问题但也带来了另外一个棘手问题，这就是社会问题的复杂性。
自然科学，经过几百年的发现，现在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评价体系，也有比较获得认同的客观评价标准，受到主观因素影响较少，但在社会科学领域就大不同了。因为社会科学往往难有客观的评价标准，受主观因素影响太大，对一些历史及现实的认识也就差别巨大，甚至截然相反。比如宗教，基督教起源于地中海东岸的犹太人族群，虽然开始被当时的罗马帝国统治者打压，但后来则接受并推崇为国教，并以官方方式向周边“蛮族”传播以加强其统治，很多周边民族也因此逐渐接受了基督教。后来“蛮族”以军事灭亡了西罗马帝国，但只是行政统治的终结，而教会反而独立发展起来了。在中世纪混乱的政治局势下，很多国家起起落落，很多部族兴兴衰衰，期间往往需要借助教会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教会也借此继续扩大势力，似乎变成西欧各国的“共主”，至少在信仰上如此。后来，虽然经过了宗教改革及战争一系列风雨，但基督教信仰则变成西欧各民族的传统，并随着对海外的殖民入侵扩展到世界各地。正是因为有这种历史，所以在西方人看来宗教似乎是至高无上的，历史上确实也是如此发展过来的，是超越西方的民族及国界的，由此形成一种固执的认知，似乎其他民族也应这样认知。但看其他国家的历史，与欧洲就完全不同了，特别在中国，自古就是行政权至高无上，加之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以宗教汇集民众的反抗运动，因此成为被警惕的不稳定因素之一，所以历代对宗教的管理都是比较严的，无论外来的佛教、伊斯兰教还是本土发展起来的道教等只能在行政管理下运转，哪朝哪代都是如此，所以西方的那种宗教观点在中国社会是完全行不通的，这也是历史造成的，在中国人的认知中宗教势力只能受到制约，就像历史上那样。因为历史和传统的原因，西方人与中国人不仅对宗教有着不同的认知，其实对其他很多方面都是如此，这也是文化差异的一部分。这是社会科学方面，没有什么客观标准去证明谁对谁错，历史不同习俗不同，就会有不同的观念，就会有差异，这很正常，只能通过互相了解求同存异，而不是逼迫对方接受自己的观念。当然，也需要从历史从文化方面细致说明，我们为何特别，或者说其实你们也特别，因为我们都有着不同的特别的历史经历。
在一些人的认知中，似乎某些国家发展比较好，就认为什么都好，是客观标准，因此要求完全照搬，但结果大体都是失败的，成功的实例其实非常少，特别是人口多面积大的国家更是如此。像菲律宾、印尼、印度等，都是西方人入侵及实施殖民统治非常早的地区，有的地方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甚至被殖民的历史有的比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还长，也很早就开始实施西方标准的民主体制，但无论其社会状况还是经济发展水平及民众生活，不仅与西方差距巨大，甚至比很多被西方指责为不民主的地方也有差距，这是为什么？可见，某些人所认为的所谓西方社会客观标准，并非那么客观，而是参杂有有太多主观想象成分，看到的是表面现象，而并没有真正找到结症所在，是吃错了药。
但并不是说西方的经验和体系都是错的，因为他们毕竟非常发达，很多方面都走在世界前列，关键还是要仔细分辨。当年，英国的坚船利炮不远万里到达中国沿海时，这个已有数千年历史的自认世界中心的农耕大国才痛苦地发现我们是如此虚弱而不堪一击，而且我们对那些国家毫无认知，对他们使用的炮舰枪械也毫无认知，对他们的行事方式方法也茫然无知，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就用炮声打开了我们的视野。以儒家学说有效运行了数千年的古老国家，在这个未知世界面前变得茫然无措，从完全排外，到不得不学习使用西方器械，继而发现支撑这种枪炮器械的是科学技术及教学体系，因此不得不抛弃了历史上如此成功甚至被西方人都赞誉过的科举体制，并到处开办学堂引入西方教材及受过西方教育的教师，这是一个西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进入近代，与传统中国已经大不一样了。虽然一百年间，我们拥有了大量的熟悉西方科技及政治体制的精英人才，但却遭受着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仍然是一个弱国，在一个历史上一直是我们这个天朝上国的小学生的岛国面前一败再败。当然，我们通过民族的坚韧和顽强最终挺了过来，也付出了巨大牺牲和代价，但是我们面对的问题仍然存在，我们何时和怎样才能再次走到世界前列，就像历史上的辉煌时期那样。对这个问题，后来不同的集团都试图以自己认知的方式做出解答，最终兵戎相见，虽然战争很快有了结果，但最终的解答并没有给出，争论一直持续到现在，恐怕很长时间内都不会终止。不过，即使如此，经过一百多年对西方的学习和借鉴，虽然也有不少曲折，但发展和进步也是有目共睹的，更多的认知不同则是还要不要继续学习以及怎样学习。
这些年又开始流行传统文化，曾经被砸烂的孔家店又再次被建起，似乎要重现辉煌。其实，从历史上看，当一个朝代建立后为了稳固及维持，一般都会把孔夫子捧出来，而之后大致都是在走下坡路，只是坡度不同而已。而在建立一个王朝时，是没人考虑放孔夫子的牌位的，完全按儒家学说就不会有新王朝了。老夫子也是在春秋那个动荡时代流落各国的，“如丧家之犬”，当时的史书中都找不到记载，只是到了汉朝建立并稳固后，才被后人追述来写的，其中有多少真多少假已无人知晓，有些像西方人对圣经那样，努力想证明其真实性却有些力不从心。我们从以后的历史中也可以看到，历史上有所作为的帝王，其实很多并不是按儒家思想的，比如夺权的唐太宗、明成祖，朱元璋很勤政，而模仿朱元璋的崇祯帝却成了亡国之君，儒家思想不能给出让人信服的解释。宋朝以后的科举制度，考试的就是儒家经典，通过科举而坐上高官的也应是倒背如流吧，享受了荣华富贵，但到了国家危亡时刻，似乎就看不到几个人影能挺身而出去挽狂澜于既倒，到了明末甚至需要海寇与日本人的混血后代来做民族英雄，而那些广大的科举精英都不知哪里去了，这是不是也很悲哀啊。而到了晚清，确实有不少读书人要奋起反抗，以大学士徐桐等为代表，想借助民间的排外情绪逐灭洋人，反而引来八国联军进京，徐桐“以君辱臣死之义”自缢而亡，可谓绝对的忠君爱国者。但这种盲目排外的忠和爱不仅没有使国家更好，反而给推入更大的困境，以爱国为目的反而害了国家，大清也被那些所谓的热爱者们一步步推向末路。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曾经很先进，在东亚是很多国家和民族学习的样板，因此我们的认知中只有这些历史传统，认为那是天经地义不可改变的，因此停滞不前。但当西方文明来到眼前时，我们几乎惊呆了，女性可以在公共场合花枝招展甚至裸露肢体，男女可以亲密接触共舞，当然他们还信自己的上帝，还有不同的政治体制，并以自己占据绝对优势的武力迫使政府屈服，这对中国传统社会传统观念带来巨大冲击。面对不一样的文明时，当时的守旧文人就想关起门来把人赶走，但却并不知道自己并没有这个实力做到，更认识不到其实先进与落后已经颠倒。我们又经历了几十年的痛苦煎熬，才逐渐接受西方文明的一些东西，逐渐实施一夫一妻制，女性有了更多权力，也没有了皇帝，但其实在改开初期很多老人还是对女运动员露出大腿看不顺眼的，而现在几乎满街都是大腿了。
很多时候，头脑简单的爱或恨并不能解决问题或达到目的，需要的是对现实对外界有充分的认知，有了认知才能做出正确判断--怎样才是真爱，不然可能适得其反。当初抱着“恢复中华”美好愿望的大批青年东渡日本甚至到了西洋，学成归国后投入反清革命，但那么多人奋不顾身做出牺牲后，却被北洋军系那些拿枪的掌控了政权，一些人只能投靠军阀希望改良政治，一些人则举兵反抗而成为新军阀，国家则在各种势力的角逐中变得四分五裂。推翻满清实现了，但国家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好，而是陷入长期的战乱中，广大民众只是剪去了辫子而生活状况并没有多大变化，而且很多人因为战争频繁社会混乱遭受了更多痛苦。而后来又有了吃过“洋墨水”的“二十八个半”，自认为学到了“真经”，也是抱着一腔为国为民的热情投入革命洪流中的，但却几乎断送了辛辛苦苦数年才建立起的根据地，而军队则只剩下几分之一。你不能说那些把事情搞砸了的都是“坏人”，他们一些人或者就是抱着很高尚很无私的奉献精神的，但因为缺乏对现实社会复杂性的认知，缺乏对人性的认知，以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所谓理想，看谁都像敌对势力，总想搞一个纯之又纯的绝对服从的小团体，结果使自己变得越来越孤立。后来是“山沟沟”里出来的，因为对中国社会有更深认知，知道绝大多数人需要什么，采取了适合现实的被广大民众所认同的政策，包容了多个团体多种势力，为当时大多数人所接受，才实现了建立政权的理想。但多少年后，又开始搞起清一色，你不能说“艰难探索期”的那些“干将”们都是抱着险恶的个人目的的，其实很多人都是很天真烂漫的，但因为缺乏对历史对现实社会复杂性的充分认知，用非友即敌的简单标准进行判断，一点不同就要“文攻武卫”，结果搞得一团糟，国家和民族也因此付出很大代价。
而从历史上看，表现出绝对忠诚最终将国家推向深渊的也不都是认知偏差那么简单，比如蛊惑秦二世胡作非为而导致秦朝灭亡的赵高，或许内心就是有灭国报复心理，而曾在洪湖搞大肃反的夏曦所倚重的姜琦竟然是敌方派进来的卧底，大量优秀将领被杀或者就是处心积虑的设计。当年，一些人忽悠洪宪皇帝登基，无人敢妄议，都纷纷表示效忠，而到了护国军北上局势变化，那些过去表示效忠的则聚众逼其下野，洪宪皇帝在四面楚歌中走向自己的末路，而那些先表示效忠后逼迫下野的各方势力则纷纷加入权力角逐中，后人才看清楚当初的效忠只是为了现实利益的表演而已，而这样的故事历史上一次次上演。在纷乱复杂的世界中，个人缺乏认知或者只会使个人利益受损，而手握大权的缺乏正确认知就会损失巨大，甚至影响国家命运及历史走向。
有人做个一个形象比喻，把一个人的认知范围认为是一个圆，圆内是获得的认知，而圆外则是无限的未知。但对每个人来说，并不知道这个未知有多大，我们只知道与认知有边界的那部分，也就是圆的周长。一个圆的面积越大，而圆的周长也越长，即一个人的认知范围越大，所知道的未知也就越多。如果一个人的所知较少，其实他对未知的认识也就较少，甚至有的会自认为无所不知。因此，有时候有一些反对者未必就是坏事，能让高高在上的保持清醒的认知，批评者未必都是敌对者，而把决策者忽悠到悬崖边的或许才是。而认知的多少，未必就像一些人想的那样能用学历和职称职位辨别，博士未必就知道的多，院士说的未必都正确。我们使用了古代的词汇博士，其实是有误导之嫌的，而使用“专士”或者更合适，因为一般是专注于某个狭窄领域的研究。在古代交通不便知识传播手段较少情况下（何况当时识字的人就很少），一个人读的书多就知道的多，而在现代社会对一个人来说有无限的书和无限的知识，而书外的世界则更大。只有学校读书经验的人，其实对外面的世界了解是非常有限的，何况中国地域如此广阔各地差别又很大，无论从书中还是从媒体中都只能知道点皮毛，专注于某个领域的研究者在这个领域之外未必比普通人知道得更多，甚至一些人还不如普通人，因此一些言论常常就会称为网络上的笑柄。
中国传统上虽然没有全知全能的上帝，但却总是希望有全知全能的圣人或领袖，以维持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形态。一统国家常常就想一统思想，古代中国儒家思想就有这样的地位，不容质疑和反对，否则就如同处置少正卯。因为有了这样的传统，因此虽然儒家思想已经落伍，总有人希望再找出另一种思想来替代其地位，因此有过“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蒋委员长在领导抗战的后期提出了这种观念，而随着抗战的胜利也达到其个人威望的顶点，可谓志得意满，很想把这种观念借此推广开去。但不想月满则亏，仅仅三年半之后，随着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就不得不宣布下野，只能在东南沿海的小岛上推行其主义了。历史上唐明皇也曾把大唐王朝推向辉煌的顶峰，即所谓开元之治，但就在其志得意满之时，国家迅即就被一场大的动乱所吞没，结果不得不黯然退位，让后继者去收拾这个烂摊子。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全知全能的人，未来也未必就能出现，所以每个人都应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认知有限，特别是对那些成功者，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与见解，就不会狂妄地认为“吐口吐沫就能淹死你”，当一个人过于自负而看不到那些自己的未知时，或许危险正悄悄降临。
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的改开，使国家经济快速发展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也应清醒认知，其实我们的人均GDP在世界还排在70多位，远远低于西方的那些发达国家，数值只有我们一衣带水的近邻的四分之一左右，而只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六分之一左右。我很少有机会去国外，但看到一些国外见闻实录，中国最发达地区的城市建设其实并不比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差，因为我们多数为近些年所建，因此往往比国外很多城市的老旧设施要好很多，但到了内地到了偏远山区差距就比较明显了，一些偏远地区民众的生活水平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提高还很有限。我去过台湾，台湾的城市除了台北、高雄、台中、新竹等城市的部分区域比较现代，其他地方就是主城区也非常老旧，甚至可以说破旧，但其人均GDP则是大陆平均值的2.5倍，很让人诧异，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其实主要原因是台湾各地的经济差距没有那么大，乡镇农村人口基本也已融入商品经济社会，所以年收入也不少，而大陆这边的很多农民还过着自给自足的传统农耕生活，如果不外出务工现金收入非常低，属于贫困人口。因此，中国目前主要的问题是地区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差距、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差距、城市与农村的差距都比较大，随着经济的发展，有些差距甚至还有扩大趋势。一些省份，省会城市数年内扩大数倍甚至十多倍，城市建设也向东部城市看齐，形成一城独大的局面，但数十公里外的地方还是非常传统的农村，形成巨大的反差，更不用说几百公里以外了。如果只是把国家资源投入到少数几个地方，可以在感官上塑造出几座现代化城市，但这种区域不平衡的发展很难使多数人口受益。去过广东的人感觉会非常明显，珠三角一些地方是高楼林立，几座城市的经济排名在全国的前列，但粤北山区多数乡镇与西部省区则没有太大差别，到了那里根本感受不到这是在中国最发达的广东，虽然距离珠三角只有几百公里而已。中国还有接近一半人口属于农民，而农业GDP只占GDP总量的十分之一，也因此务农人口收入很有限，特别是大量的农民还过着自给自足的传统农耕生活，没有进入商品社会。中国总体上还是农村人口占比较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低，传统农业占比还很大，而一些媒体还在鼓动返回农村，宣扬传统农耕生活方式，实际上背离了现实背离了发展方向，缺乏对社会真实情况的认知。
其实就是对改开，很多人也有一些误解的地方。如果从世界上看，南亚、拉美甚至非洲大部分国家一直都是对外开放的，比如印度、菲律宾、哥伦比亚、墨西哥等等基本都是如此，为何他们没有取得中国这样的明显经济发展，甚至一些国家还问题多多，差别就是中国有过一次比较彻底的革命运动，摧毁了很多阻碍发展的传统因素，如等级传统、农耕传统、宗族家族传统等等，在全国推行普遍教育基本消除文盲，全民基本接受了人人平等观念，多民族地区也接受了各民族和睦相处相互包容，这些都是革命红利。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又以柔软身段处理好了国际关系，化解了很多外部矛盾，能把国家的财力物力主要用于发展经济改善民众生活，这才有了改开的良好外部环境。如果外面到处是敌人，时刻准备打仗，就不能放手搞建设，更无法学习外国经验引进外国技术。
改开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采用市场经济，用市场手段调节社会的供需、价格及资源分配，而过去的计划经济则是相信能通过少数几个专家找出几个最聪明的头脑就能算出社会需要什么物质需要多少，然后建立几个相应工厂建几个车间招多少人工，还能制定出相应价格及工资报酬，其他人则只是无脑去机械执行就可以。对我们如此庞大的国家来说，社会需要的物资非常多非常繁杂，恐怕使用目前性能最好的超级计算机也未必能算得清楚和正确，更何况个人的认知都是有限的，要能担当如此重责恐怕只有全知全能的上帝才够格，因此也就只能造成物质的短缺，也更难以预测出未来的需求和发展，创新也就比较少。而市场经济则是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让每个人通过自己的头脑去判断去做出决定，选择进入什么行业、选择投资什么产品、选择买进哪种物质、选择卖出什么价格，如此等等，个人为个人的决定负责，这看似无序，但通过市场调节机制却可以达到各种资源的比较合理的配置，社会就如同一个由大量个人计算机组成的网络系统，虽然会出现个别失效甚至小面积瘫痪，但整个系统仍能运转正常，这种系统比使用单超级计算机形成的网络的可靠性要好很多。
在市场经济中，参与者地位是平等的，比如在一个菜市场中，一个人不能逼迫一个摊贩以自己满意的价格卖给自己，更不能在别人不卖时纠集一群人围住摊位不让他人购买，那是欺行霸市。而作为市场中的一个企业，从经营管理观念上来说也不应是霸蛮的，而应是互利共赢得，企业在市场中需要很多合作者，包括原料提供者、产品销售者、流通运输者、产品使用者等等，也包括企业生产经营参与者--即员工，只有这些人都通过企业的经营活动获得利益才会愿意继续与你合作，这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则。但我们有时看到的是，某些企业一会要灭掉这个，一会儿要灭掉那个，一会儿要抓捕这个，一会儿要关押那个，很像古代社会的称王称霸，似乎别人只能万邦来朝，低头跪拜，你去朝拜了才有利益，你不肯臣服就会到处被“追杀”，而这种企业还被吹捧，还能不断发展壮大，真乃咄咄怪事。在真正的市场经济中，无论资本还是劳动者都是市场的参与者，应对等协商而不是一方仗势任意压榨损害另一方，一个好的政府则应处于公正的角度来处理其中的矛盾，甚至一些国家还往往会更倾向于弱者一方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而极端地站在资本一方无视劳动者权益的基本都是些等级传统很深厚的地方，因为他们的认知还处在人分三六九等的层面上。
现在似乎一说改开后出现的问题，就会被打棍子扣帽子，其实经历过的人都了解，一段时间内确实出现过假冒伪劣横行、盗匪猖獗、妓女遍地、流浪汉满街的现象，至少在那些前沿地区就是如此。我初到珠三角时，港台企业一般分为三个等级，港台人是一等，内地职员是二等，而生产人员是三等，待遇有明显级差，能达几倍，每个级别有对应的食堂和厕所，一些地方甚至可以对下层任意打骂侮辱，是个活生生的等级社会，有些企业经常需要工作十多个小时甚至有时赶货还要熬通宵，完全就如同我们过去在电影中看到的旧社会场景。当然了，后来政府相关部门采取了一些措施，一线员工收入得到提高生活环境也有所改善，而大量完全依靠廉价劳动力搏市场的港台企业大量退出，现在的珠三角企业虽然老板与员工之间收入差别很大，但管理已经没有那么野蛮了。珠三角企业，很多是租用一些村庄土地上建起的厂房，大些的厂则在村庄土地上自建厂房，而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村则会向厂里派管理人员，如厂长等职，其实并不实际参与管理，因为一般也不懂管理和技术，但就有不菲的收入，当然更重要的是厂方如果有什么税收、治安、消防等事务就可以通过村里来协调解决，能减少一些外部麻烦。而当地村民，基本不用干活，每年都能得到丰厚的地租分红，然后建起一座座小楼，家产一般都能在百万以上，而一些地域的一些人能到数千万上亿。在加工厂辛勤劳作每月拿两三千元工资的基本都是外地人，当地人只需要天天打牌玩乐就收入很多，也就是珠三角的经济发展其实主要靠的是外地人的辛苦劳作。上述现象只有亲身经历过才会知道才会有认知，主媒只会让你看那些高楼大厦及不知注了多少水分的所谓高科技。勤劳者只够糊口，还常常备受欺凌侮辱，而依靠祖上“荫泽”就可以不劳而获且滋润快活，甚至还能欺压他人，这种情况在很多地方都大量存在，而珠三角等地方更加突出明显，这恐怕不是改开的初衷吧。如果这种现象一代代发展下去，后果就不好明说了，像某个地方出现的众人皆知的麻烦，恐怕不是贴一个“敌对势力”标签就能解释和解决的，按辩证唯物论，外因毕竟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
改开并不是重新把有钱人捧到天上而把广大的劳动者踩在脚下，不是重新走一遍血淋淋的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更不是回到民国甚至封建王朝时代。我在珠三角20年，亲身感受到其实大部分企业还处在世界制造业的低端，我们依靠的是参与世界贸易以低价去获取市场，或者引入外部的技术和资源依托我们的大市场来做大企业，我们的优势其实主要是廉价的劳动力所形成的成本优势及巨大的内部市场，在技术、管理等很多方面与先进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有了这样的认知，就会认识到世界贸易及对外关系对我们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而不会以极端的民族主义去排外，不会因为一些细枝末节就要去抵制这个对抗那个，这种做法只会把自己搞得很孤立，而损害的就不仅仅是某个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