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疆甘青
西路军，一直以来都是段被刻意忘却的历史，我们知道三路红军的会师，知道西安事变和联合抗日，但很少人知道这之间发生的事情。改革开放后西路军不再是历史上的禁忌，已有许多资料可以看到，其惨烈使每个看过的人都难以忘却。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总兵力超过5万，但当时的陕北根据地狭小且土地贫瘠，人口只40多万，无法养活这么多军队，扩大根据地成了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同时共产国际也希望打通与苏联的交通以提供援助。会师后的四方面军就推进到靖远、中卫地段附近的黄河边准备渡河，但因为一些原因有3万多军队的四方面军只有不到2万2千人过河，包括孙玉清的九军、程世才的三十军和原属中央红军的董振堂的五军，主要指挥者是徐向前、陈昌浩等，执行的是中央军委制定的“宁夏作战计划”，兼有在黄河西建立根据地和打通到苏联的“国际交通线“的双重任务，开始了悲壮的征程。这是西路军的指挥系统编制表，许多都是军师级以上，但大多已被淹没在历史中了。
河西地区本来是西北回族军阀马步芳、马鸿逵等的地盘，骑兵强大且机动性强，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他们必然会拼命，再加上西路军是孤军深入缺乏补给，却一再被不了解实际的远方指令遥控着东东西西而被动挨打，决策者政委陈昌浩只讲政治不懂军事、不能依据实际情况做正确判断而盲从中央指令，致使在4个多月中就彻底失败，先是兵败古浪，继而坚守永昌、山丹、凉州一线拼消耗，最后在高台、临泽、倪家营子被打垮，只有李先念、程世才带领420人被陈云接应到新疆。2万多人的红军，7000多人战死沙场，被俘9000多人，其中5600多人被虐杀，成为一场历史悲剧；据说后来有4000多人被零散营救回延安，3000多人则颠沛流离历经磨难回到其川、赣、鄂豫皖的家乡，还有1000多人流落在西北，连总指挥徐向前都是讨饭才回到河东的根据地。
高台，是董振堂及3000多名红5军将士的殉难地，这里建有西路军的纪念馆，在城东侧。
原纪念馆被拆除，新馆在建设中，有陈列室。
有军长董振堂和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的碑亭。
董振堂，河北新河县人，原是冯玉祥的西北军系统，被派往江西围剿红军，驻在苏区内的宁都县，1931年12月与赵博生、季振同、黄中岳等率领26路军1.7万名官兵举行宁都起义参加红军，担任红军第五军团副总指挥；长征时5军团作为后卫，在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与9军团混编入左路军，后成为红5军，董为军长，曾3过草地。红5军是西路军的一部分，1937年1月攻占甘肃高台县城，然后被国民党马步芳部2万余人包围，3000多名将士殉难，董振堂和杨克明的头颅被割下送到西宁请功，董当时只有42岁。
这是红五军阵亡烈士墓。
西路军主力曾在临泽的倪家营子艰苦战斗，不知那里是否有遗迹。
四方面军是长征中人数最多的，所以在与中央红军在懋功（小金）会师后张国焘以此获得红军总政委的职务，但似乎仍觉不满意，后来就发生不肯北上、另立中央的事；后来南下失败，张在与贺龙率领的二方面军会师后才不得不同意再次北上，使四方面军的很多部队是3过草地。三支红军会师时，四方面军人数仍超出其他红军的总和，但西路军的失败使部队损失过半，张国焘失去了依仗的实力，延安则很快开始了对张的批判运动，清算其搞的“肃反运动”“另立中央”等错误，惊人的“白雀园大肃反”被公开，并把西路军失败也算到张的头上，这也殃及其他四方面军官兵，影响深远。抗战时主要由四方面军部队组建成的129师，来源于为援救西路军在1937年2月底组建的援西军，领导人是刘伯承和张浩，建国后徐向前授元帅、王树声授大将，与来源于中央红军的将帅数量无法相比。西路军的政委陈昌浩也是历经磨难返回陕北，后到苏联治病，建国后回国，任职管资料编译的闲差，后来在“文革”中受迫害而自杀。北大的高材生、五四的学生领袖之一、四方面军的“老大”张国焘则在被批判一年后投向国民党，曾驻留台北、香港，最后在1979年底病死于加拿大，著有《我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