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工的个人空间（玩主）

东固，目前属于吉安的青原区，在兴国到永丰的公路上，是一片山间的平地，是共产党最早创建的根据地之一。目前这里还有平民银行旧址。

旧址没有开门，不知道里面有什么，门边有简单介绍：“1928年，......,中共东固区委决定成立‘东固平民银行’，印制了中国工农政权的第一张纸币。......1931年东固平民银行发展成为江西工农银行，而后又与闽西银行合并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

旁边有经整修过的古街，过去可能商铺林立，目前较冷清。

这是东固东西走向的主干道，与兴国到永丰的公路相交，建筑大多比较低矮，最高的这栋上面有个牌子“东固知青展览馆”，也没有开门，不知里面的内容，但墙上的“语录”能显出一些端倪。

这栋建筑上也有“语录”，看门口的对联恍惚回到五六十年代。

这个门口有个牌子，是个幼儿园，只有门口的儿童画还相称。“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是毛在1951年给老根据地的题词。

1927年10月在东固敖上成立东固工农革命军，队长赖经邦，1928年2月后发展成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七纵队、第九纵队，1928年9月整编后成立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四团，共700余人。其中第二团团长兼党委书记李文林（后李韶九），政治部主任袁振亚（后曾炳春），参谋长刘泽民；第四团团长段月泉，党委书记金万邦，政治部主任鄢日新，参谋长刘泽发。http://roomx.bokee.com/5564027.html

东固乡政府，看到后才知道这里是畲族乡，很出乎意料。东固根据地当时被称为“李文林式”的武装割据，又叫“秘密割据”方式：把反动势力驱赶走以后，建立起秘密的党部和群众组织，不挂牌子办公，没有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邮路交通照常，商业贸易照常，看不见儿童团站岗放哨查路条，不做烧房子之类的过激行动，除了对十恶不赦之徒实行严惩外，对其他如中小地主、富农等都实行统战政策。根据地全盛时期面积达到2000平方公里，人口15万。为了打破封锁、活跃市场和发展经济，在1928年10月组建了以黄启绶为行长的东固平民银行。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5688138/270/26/18/8_1.html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余部抵达井冈山茨坪，1928年4月与朱德的湘南暴动军在宁冈会师，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辖3个师9个团共12000余人，枪2000余支。1928年7月红4军两个团出击湘南，经历了“八月失败”，损失很大，10月与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5军会师，1929年1月在敌军“会剿”下毛、朱、陈率红4军主力3600余人离开井冈山出击赣南，崇义、大庾、南雄、信丰、安远、寻乌、武平、瑞金，陷入敌人的围追堵截中，每天行走45公里以上，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大余被围、安远孔田遇险、寻乌吉潭圳下村遭袭，后来虽在大柏地扭转了被动局面，还是急需找地方休整，这时知道了东固，2月在东固螺坑与李文林领导的红二、四团会师。红二、四团向红四军赠送了4000块银元、大批弹药和其他物资，东固人民还送给很多鱼、肉、蛋、菜和大米等进行慰问，红四军向红二、四团回赠了4挺机枪、1门迫击炮等。

疲惫不堪的红四军在东固得到了整整一个星期的休整和补充，得到难得的喘息机会，因得知井冈山已失陷，在安置毛泽覃等300余名伤病员在东固继续治疗休养后，红四军转向敌人薄弱的闽西去开辟新的根据地，这才有了以后的大发展。http://www.laomu.cn/wxzp/ydzx/wenxueqikan/Dswy/dswy2007/dswy20071802.html

东固附近的田野、村庄。东固虽交通不便，却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盛产大米、竹木、油茶、药材和矿藏，当时的根据地就开办了小铁矿、瓷土矿、兵工厂、工艺厂、油墨蜡纸厂等工厂。

转向闽西的红四军逐渐发展起来而成为闽赣苏区的主导，而红二、四团于1930年1月与红三、五团合编为红六军，并由红五军派出43名骨干参加，军长黄公略、政治委员刘士奇、参谋长陈奇涵、政治部主任毛泽覃（第一旅旅长柯东武、党代表李文林；第二旅旅长罗炳辉，党代表曾炳春）。不久改纵队，第一纵队司令柯东武，政委李韶九；第二纵队司令罗炳辉，政委王如痴；第三纵队司令徐彦刚，政委刘作述，共2600人。

1930年7月，红六军改为红三军，与红四军、红十二军合编为红一军团，后来红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三十五军先后归红一军团建制，全军共20000余人。1933年8月，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是中央红军的核心。

这是东固革命烈士纪念塔，上面有“无上光荣”四个字。当年的东固区还曾被评为中央苏区“第一模范区”，仅1933年―1934年间，2400多名青壮年参加红军，占当时青壮年2800人的85.7%，有名有姓的烈士达1400多人。

东固附近地区曾是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主战场，1931年8月，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在东固六渡坳受敌机扫射牺牲，在东固南数公里的六渡村有公略亭。

这是兴国到永丰公路旁的市场和路边建筑。

东固每天有几班中巴到吉安的青原区或敦厚镇（吉安县所在地），路径富田、文陂、新圩等地，其中富田很有名，因为党史上的“富田事变”就发生在这里，这与东固有密切联系，也决定了红20军的命运。http://club.news.sohu.com/read_elite.php?b=zz0255&a=7038763

1930年7月，赣西南第四纵队、第十一纵队、第二十纵队以及东路的三十纵队正式组建红军第二十军，共有人枪2500余，军长曾炳春、政治委员刘士奇、政治部主任谢汉昌、参谋长刘泽民，1930年10月配合红一军团第九次攻打吉安并立下战功。

1930年12月7日，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李韶九持前委面交省行委的绝密信并带一连士兵到省行委驻地富田，指导地方和红二十军的肃反工作，根据绝密信指示立即捕捉了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等人，经过严刑逼供，供出金万邦、丛允中、刘敌、刘经化、周冕、马铭、段起凤等一大批“AB团”分子。11日174团政委兼独立营营长刘敌奉命赶回东固后被扣押，因李韶九与刘敌是同乡，李韶九没有立即逮捕刘敌而是暗示刘敌只要能把红二十军中的“AB团”分子供出来就可以不受刑罚和杀害，刘敌于是利用同乡关系应付李韶九，回到独立营与营长周兴、梁学贴秘密开会决定逮捕李韶九和刘铁超等人，救出被关押的同志。12日刘敌等带着独立营全体官兵包围了军部，在质问无效后捆绑了刘铁超（红20军军长）、李韶九，放出了谢汉昌等人，然后谢汉昌、李白芳、刘敌等率省行委和红二十军渡赣江开往吉安永阳，并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通缉曾山、陈正人、古柏、李韶九，以萧大鹏为军长，开往赣江以西开展游击活动，史称“富田事变”。具体细节不再细述，网上有很多说法，但感到如下的最详细和公允：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5370110/

事件导火线据说是毛有密信给李韶九，而李韶九又采取了酷刑和扩大化的做法，打击了一大批人，将省行委、赣南特委和红二十军的大部分领导人打成了“AB团”，引发了红二十军官兵的反抗，而这封密信据说是因为攻克吉安时在缴获的敌军文件中发现一张所谓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的父亲借活动经费给“AB团”组织的收据，因此怀疑东固根据地的初创者李文林是“AB团”分子。其实我们感到的是红四军与原红二、四团间的不信任，落魄中的红四军得到了红二、四团的帮助，当时实力还是相近的，毛还赞扬红二、四团是“钢军”，后来红四军在闽西打开局面而获得快速发展，逐渐成为闽赣苏区的核心力量，而红二、四团发展相对缓慢，在此消彼长中逐渐边缘化，同时作为江西最早的两个根据地的领导人的毛和李文林在一些方面也有矛盾（如土地分配原则、特委改组、红军战略方针等），而在这方面毛也处上风，李文林的地位在下降。双方的不信任、李韶九的残酷做法、红二十军官兵的不肯任人宰割，甚至一些领导人的性格和个人恩怨，造成了党史上的这个重要事件。

事件发生后，毛很震怒，还写了讨伐富田事变的檄文，主张严厉镇压，而据说平叛行动遭到了朱德的抵制，而事变发动者则派人去上海请中共中央裁决。1931年1月16日，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听取了两方面的意见作出决议，认为“富田事变是由党内无原则派别纠纷演进而成的”，采取了较和缓的处理办法，虽然也指出“富田事变在事实上是毫无疑义的一种反革命的行动”，同时还用较大篇幅批评了总前委在肃AB团问题上大搞逼供信的错误，对事变的领导人刘敌、段良弼等“开除党籍”，让他们“向党承认错误，请党教育”，对参与事变的红二十军是采取经过“宣传、教育”后让其回到红军中来，同时也指出今后“绝对不能随便乱抓乱打”，“不能随便听人乱供乱咬，乱加逮捕”。1月17日，中央局派人到永阳向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宣布了解散省行委，另成立陈毅为书记的赣西南特区委替代其职权，富田事变的领导人表示完全服从，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人奉命到了黄陂并在中央局会议上做了自我检讨，红20军也在原被赶走的政委曾炳春的劝说下回到了赣江以东。

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于1931年2月23日向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和各地方党部发出了《关于肃清苏区内反革命派与富田事变的通知》，在收到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的报告后中央政治局又于3月28日就富田事变做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明确断定“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与立三路线为旗帜的反革命暴动”。4月17日，从上海出发的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全权处理富田事变”的中央代表团到苏区宁都，举行了中央局扩大会议，把富田事变称为“反革命暴动”，并强调“加紧肃反工作，以求彻底消灭一切反革命派别”，经报请撤消了项英中央局代书记的职务，由毛泽东接任。结果，周以栗为首的审判委员会判决刘敌、谢汉昌、李白芳、金万邦、周冕、丛允中等处死，7月红二十军奉命开到于都县平头寨，政委曾炳春、军长萧大鹏等红二十军副排以上军官以开会为名被缴械，据说除两人外全部被杀，共七八百名（有人认为一个军不会有那么多军官）。 而为了节省子弹，红军中通行的 “处决”手段是用大刀、梭标、木棒行刑，有人临刑时还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今人已无法想象是怎样一种惨烈。红二十军被取消了番号，士兵被编入红七军（也有说编入红三、四、十二军），划归三军团指挥，红军的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这个番号。1932年5月-6月，曾炳春、李文林、段月泉等东固根据地的领导人也被杀，东固经此打击而一蹶不振，整个地区陷入了一种空前的冷峻与敌意之中，在以后反“围剿”中百姓常常坐壁上观。建国后东固也承受着历史的冷漠，在各处革命旧址和纪念馆盛行的时代这里却“被遗忘”了，因为有“富田”这个无人敢触碰的历史。

富田事变被定性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后，李韶九重获重用，4月下旬被任命为中共政治保卫局江西分局局长，然后掀起肃AB团的新高潮，范围更广，力度更强，审讯的手法也变本加厉，一时间整个江西苏区AB团帽子满天飞，严刑逼供无以复加，以致许多地区的中共机关中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员都成了“AB团分子”。

1931年12月底，周恩來到达赣南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次年1月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会议，做出了《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对肃AB团的“扩大化”进行了严厉批评，暂时扭转了风头。苏区中央局还专门对李韶九进行了通报处罚，认为他“在肃反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决定给予他“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派到下层去做群众工作”，后调任福建军区长（汀）连（城）军分区司令员，1932年6月任红军总司令部秘书长，1934年10月在红军长征后留在江西苏区“坚持斗争”，1935年春在闽西“壮烈牺牲”。

（关于“富田事变”能看到的资料甚少，很多说法缺乏旁证，只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