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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不均还是权利机会不均
中国自古就有均贫富的思想,而且往往成为农民起义的重要口号,反映了许多下层阶级的愿望也鼓动不少人去参与,具有强大的号召力。然而一但发展到一定程度,提出这个口号的发起者及领袖首先就开始腐化,成为新的统治者,建立的是一各新的不均社会组织,区别只是其团体代替旧团体成为上层。
人类在原始蒙昧期据认为是平均的社会,那时生产力低下,人们终日为食物辛劳,在一个部落内平均分配有限的食物。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食物出现剩余,不需要所有人都参与获取食物的活动,出现了社会分工,一些人可以把主要精力用于宗教、艺术等精神层面的活动,有的人成为专门的组织者领导者,一些人利用在部落中的特殊地位占有较多的物质,有的人则需终日劳动为他人提供劳动成果,随之出现了贫富分化,逐渐进入人类社会中最野蛮最不公平的奴隶社会。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人类社会中产生了精神层次的活动,所以人类开始与其他社会性动物有了本质的区别,从蒙昧进入文明,建立了社会组织,进而产生了城市和国家。从那时起,就一直存在着贫富不均。
早期的贫富及其他社会地位差别是有出身决定的,出身于贵族奴隶主家庭就可以一生过优裕的生活,而出身于奴隶家庭则终生为奴,没有社会地位没有财富,只有终日的无条件劳动。许多奴隶不堪忍受,就起而反抗,由此引起社会进步,奴隶制度逐渐削弱,代之以封建制度。在中国隋代产生了科举制度,代替在晋代已基本消亡的士族制度,以考试的方法使一些中下层人士可以进入上层统治阶层,给予出身低下的人以希望,部分缓和了社会矛盾。而在西方,贵族制度直到资产阶级革命才基本消亡,但在有些国家很长时间一直存在完全由贵族阶层组成的上议院。
资产阶级首先提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不再以出身决定命运,后来许多人进而为梦想实现人人平等作了很多实践和努力,如空想社会主义者就曾想建立一个完全平等的社区,但都以失败告终。在后来崛起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也曾作过很多试验,如前苏联的集体农庄、中国的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但基本都没有获得成功。社会主义国家因太强调平均,反而助长了好逸恶劳的恶习,生产效率降低,人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受到抑制,迟滞了生产力的发展。而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采用社会福利政策和税收调节鼓励竞争限制垄断等方法,避免了贫富的过度分化,缓和了社会矛盾,并逐渐形成了庞大的中产阶层,在生产力迅速发展时保持了社会的相对稳定,使多数人生活富足。特别在北欧地区,高福利的社会和普遍的富裕生活似乎更接近共产主义理想。但也有人批评其造成了颓废享乐生活方式的泛滥,不思进取。
以我们现在的经验和现实状况,无法实现均贫富,反而因为人个体的差别和社会分工对社会的贡献等的不同,绝对的平均恰恰是事实上的不平均。制造导弹的和买茶蛋的是否应同样待遇,国家的领导与村镇的领导是否应平均,军队司令和士兵是否应平均,企业管理者和一般员工是否应平均……。我想这是无须辩论的。实际上现代社会更关注的是在法律上基本权利的平等和在社会上机会的均等。在中国恰恰存在这样的问题。普通百姓往往基本权利得不到保证,有权有势的则可以有法外的特权和特殊的利益。
请看,无能力无资质的公司可以承揽工程再转手交给他人施工,特殊地位的人或提供贿赂等手段可以获得紧俏地皮和银行贷款搞房地产,国企管理着可以把供应销售交给亲属的公司甚至就是自己的私人公司,有权者安排亲属到旱涝保收的单位甚至做公务员,用贿赂或父辈资源可以得到提升或好的职位,等等。职工可以随意被开除下岗,赖以存身的住房被随意拆迁而的不到合理补偿,以为没有后台无法得到能力所及的工作甚至根本被剥夺参与竞争的资格,等等。看到一个个不学无术的人甚至地痞流氓可以晋升高位或发财致富,而正人君子被排挤打击甚至无存身之地无生存依靠,你能够气平吗?有的人可以动员社会的各种力量去剥夺公民的基本权利达数年之久,剥夺其工作权力,不经其同意无人敢接受让其工作,派人跟踪监视其行踪,监视其银行帐户,并收买鼓动其周围所有的人对其进行从精神到肉体上的摧残:无休止的滋扰、殴打、抢劫、下药,甚至其得病也不许医院给予正常医治。因为其数年无法工作,没有生活来源,只能露宿街头,甚至因不堪忍受数次几乎自杀。其希望社会和法律的支持,可是得到的是整个社会的打压,所有政法机关不与理睬(甚至在其露宿街头时),而中央的地方的主要领导反而多次发表讲话给予这种非法行为以支持,支持者得以提拔重用,积极参与的单位则得到领导视察及政府推介和支持,使他们愈加有时有恃无恐,异常猖獗,疯狂叫嚣“让你做乞丐”“灭了你”“吐口吐沫可以淹死你”“领导就是要改变人的思想”“事情将不了了之”等等。历时5年半仍在持续未得到任何解决。
有些人这么重视收入差别,往往是一些官员和公务员的官本位思想作怪。官本位下,所属者收入只能比官员低,他们总想官财兼得。其实现代社会往往是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公务员在社会的收入只是中等偏上,一般只是衣食无忧。中国的公务员分党政两套,队伍庞大效率低下,臃员过多,财政负担难以保证中等收入。同时公务员的隐性收入较多,稳定,福利待遇好,虽然工资收入不多仍有很大的吸引力(特别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和中小城市)。而社会成员虽然现金收入高,竞争压力大,工作往往不稳定,且衣食住行等都需支出无处报销,并非想象的富裕。而中国的所得税以现金收入为标准,实际造成税负不公,社会抵触很大。公务员工资是否低要看社会的反应,如果人们不肯作公务员才可考虑提高待遇,在社会普遍认为公务员为有吸引力的职业时,应降低待遇。
同样一个职位的待遇也需要看社会供给与需求的情况。象制造导弹的设计师,在中国很少能找到,就应得到好的待遇,老百姓也肯定不会有异议(抱有官本位的人是否有异议就不知了)。象有的职位人人都可以做,肯定不会有好的待遇。这就需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选拔任用制度配套,使所有人机会均等。这才是我们向往可以做到的“均”。
稳定的社会应是中等收入的人占多数也占有相当比例的社会财富,而贫困者和富豪比例不高,人只要有工作就可以使家庭衣食无忧。对贫困者辅助最低保障制度,包括最低工资和失业保障金,这个标准需很好研究,失业保障金过高将使部分人不愿工作,太低不能保证基本生活需要,最低工资过高将使企业负担过重影响发展,太低将使部分人不愿工作。对富豪实行所得税并应鼓励富裕者的回馈社会行为,如在税收上给予适当低扣。
在现在中国,关键问题并不是表面的贫富分化地区差别问题,关键是缺少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使公民没有一个合法的正常的进取渠道,要想晋升致富好的前途,只能采取正人君子不齿的方式去依附权势,依附者具有法外特权,不依附者合法的权利也不能保证。人们痛恨的根本是这些。如果有公开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人人可以通过正常手段去奋斗去进取,社会将可以看待并接受正常的收入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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