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工的个人空间（玩主）

这可不是我说的，而是圣人说的，孔圣人，语出《论语·宪问》。有人会说这是断章取义，前面还有一部分，确实如此。原文是：“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后人对这句话进行了解释：原壤叉开双腿坐着等待孔子。孔子骂他说：“年幼的时候，你不讲孝悌，长大了又没有什么可说的成就，老而不死，真是害人虫。”说着，用手杖敲他的小腿。随着《论语》被官方推崇而广泛流传，后来这句话就成了责骂老而无德行者的话，民间有“老不死的”这种骂人的话，而评书中有骂人“老贼”，其实都源于此。

资料上说，原壤是与孔子同时代的鲁国人，是孔子的老相识。年龄差多少，并不清楚。只看论语的叙述，不过是“叉开双腿坐着”等待孔子，也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至少比现代靓女“叉开双腿坐着”更无关紧要，不知怎么就会受到这样的责骂，并“恶名远播”，大惑不解。《礼记·檀弓下》中还有一篇叙述：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执女手之卷然。”夫子为弗闻也者而过之。从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闻之，亲者毋失其为亲也，故者毋失其为故也。”有人翻译为：孔子的老相识有叫原壤的，他的母亲去世了，孔子帮他清洗棺木。原壤噔噔地敲击着棺木道：“我很久未唱歌抒怀了。”唱道：“斑白的狸猫之首，牵着你柔软的手。”孔子装作没听见而走开。随从的人问：“先生不可以使他停止（唱）吗？”孔子道：“据我所知，未失去的亲人才是亲人，未失去的老相识才是老相识。”

这种或者是一种“不孝”的罪证，但书中并未给出其母亲的年龄。中原地区风俗，现在还有一种为“喜丧”，即到了一定年龄，属于“寿终正寝”，是生命的正常现象，丧事被当作喜事来办，至少有一定的“喜事”因素在里面，包括歌舞之类，实际上就成了一种“party”。现在，中原一些农村地区的葬礼，还是能见到演出的，至少有鼓乐，甚至有歌舞。在现在非洲的一些民族习俗上，也能看到这种现象，如前不久举行的曼德拉葬礼，就很热闹，载歌载舞。如果从这种角度看，这也是一种正常现象，并不是什么“大逆不道”，不知孔老夫子为何会如此不满。我们能看到的关于原壤的“罪行”也只有这些了，希望“专家”能够多多挖掘一些，让我们恨得起来，不然，如果按这样的标准，世上不知多少人要被骂“老而不死是为贼”了，“老贼”也就太多了。

如果仔细分析语句的含义，就更感觉奇怪了。贼，古代的原始字义是指劫掠财物的戎人，戎是上古西域的一个民族，大概是游猎民族吧，经常侵扰已经定居从事农耕的华夏民族，抢走财物，使受到损害的家庭或族群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但看原壤的“罪行”，并没有在财物上使谁受到损失，最多只是“行为乖张不入流”，怎么会被骂为“贼”呢？没有害人怎么会是“害人虫”，只有那些损害了他人的生活，使人家破人亡无以为生的人（包括老人）才能被认为是“贼”，因为作恶害人了，才会被人咒骂的。所以，《论语》和《礼记》的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肯定是另有原因。

现代的儒学“大师”很愿意“诠释”《论语》（包括其他“经典”）以使其符合现代的理念，有时反而弄得不伦不类，贻笑大方。其实，这也是古已有之，只要奉为了“经典”，就是亘古不变要历代传承的绝对真理，不能允许任何质疑和否定，不承认有“历史局限性”。很多记述，如果按历史的观点来解释，本来是很容易讲通的，但这样就会让上古不再是“盛世”和“明君”，孔子也不再“高大上”而走下了神坛，“儒”也就不再能成为“教”，只能在现代社会被“边缘化”了，不再能想“一统”意识形态了。

如果按“历史”的观点，我认为，孔子其实正是在为“老而不死是为贼”的这种古已有之的说法加以注解，这应当是当时流传在社会上的一种被广泛认知的说辞。到了孔子的时代，被认为应当“加以注解”而避免被“误读”，甚至要纠正这种习俗和认知，所以给加上“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的“罪证”。

在古代社会，应该说是上古时期，因为生产力低下，一个家族一个族群掌握的资财仅够满足其基本需求，所剩极少，无能力养活已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到了无法劳作后往往要离开家庭或族群，避免带来负担让后代也难以生存。一些民族或一些地域，类似风俗持续了很久，有的是单独住在半地下的屋中，也就是活人的墓，定期由家人送来饮食，等死。至于何时最终改变了这种风俗，好像并没人做过考证，因为“儒学专家”们并不承认存在过这种风俗，那是炎黄尧舜时期的盛世，后世楷模。但我小时候听过一个故事，说某朝代时老人到了一定年龄都要单独住在破烂的小屋中等死，这时蛮夷外邦送来一只罕见的动物，皇帝及大臣们面面相觑而不知为何物，然后发榜给全体国民识别，一个给老人送食物的儿子把这件事说给老人听了，老人按其描述猜出了（好像是大耗子），说应拿大猫来验证，为国家挽回了颜面。皇帝很高兴，问清来由，认为老人虽然没有了劳动能力，但积累的见识和经验非常有用，然后下令老人都应一直住在家中。

小时候，家长讲这种故事，实际上是一种“孝道”的教育，讲赡养老人的意义。我其实一直怀疑这种故事的真实性的，太传奇，但也承认很通俗易懂，像很多童话故事那样。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所以从小就要教育孩子懂得基本的社会规范，教育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圣人言语，像《论语》，要死记硬背教条，全盘接受，不能问为什么；还有一种是童话故事、民间传说之类，用故事的形式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用委婉的方式告诉你应怎么样或为什么这样。其实，像《论语》《圣经》《古兰经》等都是兼而有之的，但教条是核心，是骨，故事是使其丰满的肉，当然《论语》的肉少些。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理性思辨能力还有限，还无法从理性角度完整推导出所需要的社会规范，往往更需要“教条”，以“祖训”“圣人言语”的形式把这种规范刻画到族群中每个人的心里，宗教及其教义在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在现代社会，一些研究者也只是把部分社会规范理性化，使其脱离了宗教等教条，但“圣人言语”形式的教诲还是普遍存在的，很多方面还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孝道”方面。

我们知道，其实在除人之外的动物界，并不存在“孝道”问题。人作为一种高级动物，其实很多行为都是与其他动物一致的，包括饮食、“爱情”、生育等等，并不独特，但“孝道”却很独特，是其他动物（包括灵长类动物）所没有的，所以这是“人道主义”，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产生的，而其表现形式也与社会的发展情况相适应的，而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中国有一种说法是“百善孝为先”，那么这个“善”就应指的是“人道”，与兽有别的行为。

其他动物（包括人类早期），生命基本的主题只有两个，一种是活下来，一种是生育后代，即生存和繁衍。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一个动物个体，已丧失了自己获取食物的能力，又失去了繁衍后代的能力，其生命其实已没有了意义，基本就应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消失了，或者变成猎食者的美餐，而想获得族群的供养是不可能的。其实，不仅是老弱者，还包括天生残疾者，都是被这样对待的，其中包括很多社会性的动物，如猴、黑猩猩等。这是动物界的丛林法则。

后来，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农业畜牧业的发展，获得了足够的可以随时取用的食物来源，还常常有了一定的剩余，也就有了能力使不直接从事劳动生产的人活下来，也就是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更加注重了培育社会结构及家族亲情，甚至出现了专门负责这方面的“专业人士”，这时就有了“礼”，这并不是现在“礼节”的意思，而是古代“社会秩序及规范”的意思。当时情况下，虽然生产有了剩余，但还不能够使老弱病残者都获得很好照顾（其实到了今天这个社会也是这样），那么优选者就是老者了。这当然并不仅是因为“人人都会老”，还有更深刻的社会经济因素，看世界上各个民族，最注重“孝道”的是已有数千年农耕传统的中国。

西方文明的起源是地中海的贸易，商业传统很深厚，所以注重的是合约和信用，个人的决策及判断力很重要，往往是没有亲缘关系的人之间合作，虽然也有家族企业，但基本都是一两代以内，很快就淡出了。因为贸易风险很高，兴盛很快衰落也很快，甚至一个人的一生中就可能遇到几次。与此不同，华夏民族自古就是靠农耕起源和兴盛的，农耕的特点是节奏缓慢，很难通过农耕使一个人快速致富，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一个家族往往要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慢慢积蓄力量，所以家族的继承及凝聚力才是兴盛的关键，个人的能力往往是次要的，个体脱离家族很难生存。农耕最主要的基础是土地，在人口到了一定密度下，就基本没有了无主的荒地供开垦（只有大规模战乱后才出现大量无主土地），一个人要想在农耕社会生存只能仰仗上一辈留下来的田产，不然就只能到处帮工，过着居无定所、朝不保夕的生活，微薄的的收入就很难有机会翻身。因为家族和族群兴盛仰仗者世袭的土地（孔子及以前的时期还有世袭的社会地位），那些掌握着土地的老者的重要性当然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了。但那时也只有极少数的家族有土地继承，国即是家，对于不是国家主人的占多数的民众来说，其实并没有多少重要的物品需要继承的，所以这些家庭的老者如果一直活着，就成为了本来就没有多少资产的家庭的生活包袱和负担，甚至会因此一贫如洗，如同被戎人劫掠过一样，当然就有当时社会的那种流行说法。

但春秋时期，社会已出现一些变化，各诸侯国之间激烈竞争，那些只由世袭贵族把持的国家中，战争参加者只能是利益攸关的贵族阶层，其他人没有积极性。为了在这种竞争中获胜，甚至只是避免被割地或兼并，世袭的贵族们就只能让出部分利益，用来激励其他人的参与热情，其中就包括让世袭家族外的很多人也拥有土地及继承权，造成社会的重大变革。这种社会体制的巨变，慢慢积累，也就促使社会风俗的改变，至少那些已拥有了土地的家族不再会让老人外居等死了（那是土地拥有者），然后逐渐向没有土地的家庭推广，“老而不死是为贼”的说法也就不适合了，所以孔夫子需要加以“注解”，是指特定的，“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就是条件，把其自认为的“礼”加入其中了。当然，在当时的社会下，这些改变还只是“萌芽”，并没有成为“普遍”，等到了秦朝吞灭六国实行郡县制，不再有世袭的诸侯国，除了皇族外也没有了靠世袭取得的贵族地位。后来汉朝建立，延续了很多秦朝的制度，也确立了数量很大的已取得土地的人拥有土地的继承权，这时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相配合，这就是“孝道”。汉朝的绝大多数皇帝的谥号其实都包含一个“孝”字的，强调“孝治天下”，弊除在绝大多数人没有土地及继承权情形下的不人道的风俗，要求敬养老人，加强家族观念，而在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这种制度更合理也可以承受。随着汉朝持续的时间很长，这套习俗也逐渐被很多地方的民众所接受和认知。

孝是什么？《论语》中有多处说法：“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看来，春秋时期，对孝的认识还是能养老，孔子认为应敬养，也就是以恭敬的态度养老，死后要有隆重的葬礼，还要按时去祭祀，而且要遵从留下的规矩。战国时期，孟子的对孝道有不同的说法，比较有名的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但并说其他两种不孝是什么。而在另一处，孟子则提出了五个不孝：“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以危父母，五不孝也。”核心其实就是两类，一是不照顾父母生活，二是连累到父母。综合来说，能够照顾父母的生活，安分守己不给父母带来麻烦祸端 ，能够延续血脉，就是孝道了。从汉代以后，孝道就开始逐渐强化，从《孝子传》，直到元代的“二十四孝”，脱离“中庸”，在明清走向了极端。

为何游牧民族统治的元代，孔子被“封王”，还出现了“24孝”，当然是为了加强统治。人数少的人要统治人数多的人，面对的是明的暗的各种抵抗，为了维持统治，武力压制只是一个方面，而让多数人不敢抵抗、不想反抗才是根本，因此要加强思想上的统治。传统的农耕生活是以家族聚集方式进行的，很讲家族亲情，讲孝道，利用这种传统文化，并加强之，使最易出现不顺从的年轻人能够绝对服从老年人，而且个人的反抗就会株连整个家族，那么年轻人遵从了“孝道”也就会安分守己，当然就不会想着反抗了。

在土地继承的家族农耕时代，“孝道”，甚至是极端的那种，实施起来并没有太大难度的。重农抑商，绝大多数人只能依赖土地过活，老人不高兴（甚至被挑拨离间）都可能被剥夺继承权，那么生活就没有指望了，就是对老人的一些言行再不满意也唯有忍一时。但到了近现代，因为西方文明的侵入，旧有的家族为主的小农经济逐渐解体，更多的人走入城市，工商业繁荣，农业比重及从事的人口逐渐下降，虽然还有一些家族靠祖辈财产在工商业中占据优势地位，但越来越多的人则是依靠个人的努力获得财产及地位，与家族并没有直接关系，并不需要和仰仗继承，使旧有的数千年的“孝道”为主的传统文化受到极大的挑战，因为能有效实施的生活方式和经济因素已经不存在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在西方社会，并没有“孝道”，但很多老人还是得到较好的照顾的，主要是依靠社会的保障体系。当然，拥有较多财产的老人得到的照应更好，特别是来自那些指望继承财产的子女们的。但更主要是因为西方数百年的发展，积累了足够的财富，能建立起国家层面上的制度保障，惠及多数老人，直到终老。特别是那些生活已不能自理的老人，甚至依靠辅助医疗设备才能维持生命的，每天的花费是巨大的，在西方也不是每个家庭都可以承受，如果没有国家层面的制度，也是不可能实施的。而在中国，这几十年虽然经济发展很快，也积累了不少财富，但还不能保证绝大多数具有劳动能力的人过上体面的生活，当然也就没能在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的保障上进行较多投入，造成老人（包括残疾人、病人）基本靠家庭的能力和财力来支撑，确实也使很多家庭因此背负了超出承受力的负担，一个家庭因此一贫如洗的并不少见，这种情况下，只强调“传统文化”和“道德”是隔靴搔痒，不能有实际意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流传数千年的美好愿望，但现在却遇到了新的难题。像某些“专家”所说，重提数千年的“传统文化”甚至加强，能否解决问题？“老而不死是为贼”，希望不要成为很多家庭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