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工的个人空间（玩主）

几天前，屠呦呦教授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在国内引起轰动，但同时也引来很多评论，既不是两院院士，也没有留洋博士背景，几十年来一直默默无闻，却突然获得如此大奖（相当多的人以前都不知道这个几十年前的世界性成果）。当然也有很多质疑声，比如不过是用乙醚萃取这种业界都会的简单方法，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或技能。
记得很多年前看过一个故事（或者只是一个段子），说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而声名显赫，但也有一些人认为那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乘船出海，谁就能发现那里”。在一次宴会上，哥伦布面对质疑者，从盘中拿出一只鸡蛋，问谁能把这只鸡蛋竖立在平整的桌面上，众人面面相觑，也有人试着竖立几次，无人能做到。哥伦布拿起鸡蛋，轻轻敲破一端的一点壳，鸡蛋就稳稳地竖立起来了。
这个故事的真假并不重要，但却很说明问题，很多事情在看到他人做到后就会觉得很简单，但没人做之前，有几个人知道该怎样做？只是事后诸葛亮而已。记得国外有个关于科技的节目，收视率很高，所以国内也引进播放过，名字好像是“Why I don't think of it?”。主持人先演示前面的一部分，给出几个可能的结果，让观众根据自己掌握的科技知识判断哪种正确，最后再演示实际的真实结果并给出科学的解释。不知道真实结果前，预先去预判，就有很大难度，但在主持人给出结果及科技说明后，很多都是那么平淡无奇，并没有什么前沿科技在里面，甚至往往都是中学生都懂的科技常识。
诺贝尔奖中，和平奖和文学奖受政治及意识形态影响较多，暂且不论。相对来说物理、化学、医学奖在从1901年颁奖以来，已树立起良好的口碑，是相关科研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世界性奖项，受到质疑的非常少。按照诺贝尔的遗嘱，这3种科技奖的评价标准是重大发现、发明和改进。所谓重大，是指对相关科技领域和社会的影响力来讲的，而发现、发明就是强调首创，就是做了他人没有做过没有做到的事，而不是延续或进行完善性的研究。诺贝尔科技类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只颁给个人，受奖者最多不超过3人，突出的是个人贡献，这与中国传统文化差别很大。
西方文明，起源是古希腊，这是一种海洋文明，所依赖的是海洋贸易，手工业及商业发达。无论商业、手工业还是海外贸易，一个特征是快，变化比较快，几十年或者十几年就不一样了，成败更多依靠个人因素，个人的能力、判断力、领导力或者冒险精神。西方国家在文艺复兴后，也继承了古希腊的这种模式，主要靠发展海外贸易及工商业而繁荣起来，个人因素都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像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等载入历史的都是个人，团队其他人则不为人知。虽然哥伦布其实是靠一个错误的判断（认为向西航行到印度并不远）取得开创性的历史成就，至死都认为去到的地方是印度，历史仍然记住了其成就。我们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等源于西方的学科，其内容都是伴随着一个个光辉的名字，像伽利略、高斯、欧拉、牛顿、莱布尼兹、拉瓦锡、欧姆、伏特、库伦、法拉第、赫兹、麦克斯韦等等，可以列出一长串，上百人，载入历史，备受崇敬，甚至命名一些物理单位而永存后世。因为他们，科技在几百年间取得巨大进步，深刻地改变了世界面貌和民众的生活。而颁奖国瑞典所在的北欧，历史上以最富冒险精神的“北欧海盗”维京人而闻名，也有人说参与灭亡罗马帝国的“蛮族”哥特人也是来自那里，无论狩猎还是贸易，都是崇尚个人英雄的生活方式，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如蒙古族）类似。
而在中国，一群人是因为驯化了水稻等植物并进行种植而开始了定居生活的时代，属于农耕文明。发现并驯化一种植物而使其变成一种能够长期种植并赖以维持族群生活的作物需要漫长的时间，上万年过去了，全世界用以种植的粮食作物也不过那么几种，而选种、种植等过程数百年间都不会有太大变化（直到近现代才变化稍快）。农耕文明的主要特性就是慢，要等，只能等待时令并依据先辈留下的经验进行操作，不能指望有什么个人主导的改变而获得巨大收益，反而有可能因为自行其是而损失惨重并使家人饿肚子，所谓“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种生活下，个人再有力量也不能比他人多收获多少，就是多收获一点也不能使个人及家庭有多大改变，主要靠家族靠集体的力量才能有所作为，甚至才能生存下来，牺牲个人利益而维护集体团结成为主流价值。能够汇集家族或一个群体的力量而变为被广泛接受的“领袖”才能青史留名，所以厚厚的中国历史书写的大都是帝王将相，非政治人物而能流传后世的凤毛麟角，只有几少几个神医药王被民间奉为神祇。直到现在，我们知道的政治人物都要比其他任何领域多得多，而最著名理工高校被人熟知的是出了多少领导人，而基本无人知晓那些专家教授及科技成就。
当年，青蒿素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就是作为集体成果来进行表彰的，不能突出个人，所以屠呦呦的名字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为人知。不仅青蒿素，很多领域都是如此，直到改开之后才知道其中部分人的名字，像邓稼先、钱三强、赵忠尧等等，都是如此。中国的两院院士，已有上千人，但公众知道其研究成果的非常稀少，就是我这样在电子行业很多年的科技人员也不清楚本行业的院士有哪些，研究领域及成果是什么。当然更不要说那些不是院士的“普通”科技人员了，屠呦呦教授就是那其中“普通一员”。需要他们淡泊名利以专心做研究，而对他们提这个要求的则有名有利，常常在电视上出镜、报纸上留名，省市县的主要领导都要比做出世界性贡献的科技人员更为人所知，大量的理工农科的博士改行进入了官场也就容易理解了。
科学技术，越来越细分和专业化，很多领域的专业性资料对普通人来说已经变得如天书，而对是世界前沿的那些研究领域更是如此。这些研究项目的成功与否，主要靠研究者个人的素养、判断力，团队中的多数人更多是辅助性的，团队领导者及核心成员的作用才是主要的。正是了解这样的科技研究的基本常识，还有西方文化对个人成就推崇的文化传统，诺贝尔科技类奖只会颁给个人，最多是3人，不承认“集体智慧的结晶”，必须厘清每个人的贡献大小而找到最突出的那个。
在农耕思维还很浓厚的中国，政治领域要突出领袖，而在科技领域则要求淡泊名利，压制个人成名成家以及用研究成果获利的正常要求，并把院士评选搞成选科技领域的道德模范。中国的院士制度其实更多是一种名誉，评选要考虑平衡，还要兼顾学科、地域、部门、单位等等，所以人数众多，但在世界坐标中有位置的则很少，这虽然与几十年来科技项目注重“进口替代”的研究有关，更多则是评价标准的“复杂”。在中国文化中，宣传一个人就是树榜样，给他人示范，考虑的方方面面很多，比如太年轻就被推出容易浮躁甚至以后犯错误，太突出个人容易闹内部不团结，甚至还会考虑政治倾向等等。所谓德才兼备，其实一些私德问题就能一票否决一切成就，抓住一点小问题就能毁掉一个人的一生，很多地方就是逆淘汰，促使优秀者更愿意出国。新闻联播或新华社的科技报道中，所谓科技人员的事迹都是一些废寝忘食、加班加点、不计报酬等等此类道德事迹，而像样的成就并不多，甚至让人感到有拼凑模范事迹之嫌，很假，很多“第一”都是注了水的，为了宣传而宣传（甚至还有专门为了打压某人编造的新闻报道）。国外的一些奖项会被广泛认可，是评价标准更简单，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主要就是看成就和贡献，要靠“干货”。其实科技奖本身就是名利，是以名以利鼓励更多的人投入研究，也鼓励更多资金资助研究，更不用说还有相应的法律制度进行保障，比如专利制度，版权制度等等。如果说，基础研究某种程度上还需要对名利淡泊一些（成果往往几十年都看不到实用性），那么西方更多优势的应用技术研究则完全就是名利场，特别是药物研制方面。西方的应用技术研究，主要在企业所属的或者企业资助的研究机构中，投入的大量资金就是为了企业能在商业竞争中获得技术优势并因此获得更多利润，其中最出名的就是贝尔实验室了，获得过8项诺贝尔奖，拥有2万多项专利（据说深圳某企业1年就获得1万多项专利了，远超贝尔实验室，看来离诺奖不远了，哈哈）。
像早期的很多诺贝尔获奖项目，如X光、无线电、光电效应、放射性、核裂变、半导体、集成电路、光纤、CCD、激光、有机染料、催化反应、合成氨、发酵、维生素、酶、青霉素、链霉素、免疫、疟疾、脊髓灰质炎等等，相关成果都已在现代社会中获得广泛应用并造福社会，其实很多项目研究时就是为了当时的社会需要，并很快获得商业利益。像集成电路的发明人杰克·基尔比，当时就在德州仪器公司（TI）工作，并为其发明申请了专利，其所在公司现在是世界半导体行业的主要厂商之一，主要产品就是半导体集成电路。而因发明半导体晶体管而获得诺贝尔奖的威廉·肖克利则是回到家乡加利福尼亚，创立了肖克利实验室股份有限公司，推动晶体管技术的商业化，培养了一批半导体技术人才，后来一部分创立了仙童（Fairchild）半导体公司，又有部分人出来建立了Intel公司。一个个半导体公司在那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并蓬勃发展，硅谷也就因此而被造就出来。基尔比的集成电路，简单到现在的相关专业大学生都能做到复杂几十倍上百倍，现在市场售卖上的集成电路复杂数百万倍甚至千万倍的有的是，但其开创性的工作才是获奖的关键。
虽然，有一段时间诺奖项目更多偏向离现实应用较远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特别是物理奖偏向粒子研究），但很多项目主要还为了解决现实中的理论问题，比如遗传、免疫、疾病机理及治疗方法（艾滋病、癌症）等，不是关在书斋中苦思冥想，而是面对实际解决问题，这也是中西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差别。传统中国，文人都是“专业”文人，不接触现实，所谓“劳心者”，只肯做琴棋书画等高雅的活动，耻于身体力行动手操作，认为那是“劳力者”的下等人做的事（曾经遇到香港的电子工程师甚至不会拿烙铁焊接元器件）。而西方则不同，很多世袭贵族都喜欢自己动手摆弄机械，甚至在私宅里建立自己的实验室，进行化学或物理实验，然后发表出来，早期的很多物理及化学成果都是这样得到的。当时的那些人有的不缺钱，很多是为名（皇家学会会员的地位很高，有些人还因成果而得到爵位），也有一些只是个人的兴趣，像卡文迪许，很多成果在生前都未发表，是其亲属担任剑桥大学校长后捐赠建立了命名为卡文迪许的实验室，由麦克斯韦等人整理发表出来的。卡文迪许实验室是目前世界上产生诺贝尔奖最多的地方，有29位得主。
与欧洲主要是大学中的研究机构有差别，美国社会的商业氛围更浓厚，不仅应用技术研究主要在企业，甚至有的企业研究机构还进行一些基础性研究，最著名的当然是贝尔实验室，晶体管、激光器、太阳能电池、发光二极管、数字交换机、通信卫星、电子计算机、蜂窝移动通信设备等等，现代生活的很多方面都离不开其成果，贝尔实验室因此获得多少名利恐怕无人能计算出来。据说朗讯公司每年投入大约40亿美元研发经费，工作人员有28000人，其中3000人在做基础研究，其他人则是开发产品。（据公开报道，称深圳某企业15万人里面有一半人做研发，看来也已远超贝尔实验室了，哈哈。）
其实，美国的体制，恰恰是鼓励名利，做出贡献就给你名给你利，还保护你享有专有利益。正是这样的商业氛围，才使更多人和更多企业投入其中，如果没有名利，企业不会投入那么多钱去进行研究，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相关研究职位能提供，也就不会有美国人在诺奖获得者中占绝对优势的局面。一些机构做的调查称，美国的小学或中学的数学和科学测试成绩在全世界只能排30名左右，落后于欧洲很多国家，并没有什么天赋。
在亚洲，科学类诺奖获得者中日本人占据绝对多数，获奖从70年代开始，80年代后逐渐增多，这恰恰与日本的经济崛起时代相对应，据报道，日本从上世纪50年代年代开始，共引进了25000多项技术，用不到30年时间把美国等西方国家用了半个多世纪的研究成果学到手，到60年代末成为当时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然后诺奖获得者也随之增多。其中有一位田中耕一，只是一家公司的研发工程师，研制医用测试仪器，“意外”发明了对生物大分子的质谱分析法。他几乎与日本学术界没有交往，更不知名（还远不如屠呦呦教授），连日本的化学领域著名教授都不知其人，如果不是欧洲的几位研究者引用了其研究成果并加以推荐，或者将寂寂无名一生，更不用说获奖了。
一些研究者认为，日本的获奖者那么多，一是与国际上相关领域研究机构联系密切，了解世界科技的发展状况，有的获奖者就是长期在国外，很多也有留学背景；另一方面也与日本经济快速发展有关，很多企业有了钱也就有相应投入，要建立起世界级的企业需要相关的科技支撑，当然也是为了名利。我们现在的情况与当时的日本很相像，经济上有了世界影响力，相应的各领域的荣耀伴随而来也属正常。
屠教授的研究成果是在几十年前，是文革期间为了政治需要动员全国力量上的项目，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因为有了屠教授的获奖，一些人又怀念起那个年代、那个体制，或者准备再大干一场。我们可以举国之力办奥运，也能举国之力为诺奖吗？中国已经花了不少成本从留学人员中招募了不少“高端人才”，还以一些人为核心配套建立了一个个实验室和研究团队，冲着什么去是“路人皆知的”。一些人批评科研人员不淡泊名利，甚至集中力量长期打压，但为了诺奖的研究是不是又太功利。为了名利的科技研究，至少还为社会带来了利益，个人企业得到的只是很少一部分，而为了诺奖的研究，除了宣传价值，还有多少其他价值？这样的宣传成本是不是有些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