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工的个人空间（玩主）

中国经济已进入市场化模式时代，但对人提出的却是“合理有序流动”，而不允许自由流动，二者并不合拍。其实，企业招聘员工的过程可以比照“恋爱”，都是拥有完全行为责任能力的双方（自然人或法人）依照社会与法律规范的自愿活动，为何可以提恋爱自由，而却不允许自由流动呢？！当年提出“恋爱自由”，就是因为数千年的历史中，当事的双方都几乎没有发言权，更不论“决定权”，只能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由成为迫切的需要和呼声。如果提出“合理有序恋爱”会不会觉得很滑稽啊，因为没法确认谁与谁恋爱是合理的，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观点，都很容易找出其合理或不合理的部分，经“合理”认可后的恋爱就少之又少了；“有序”肯定是需要的，不能一方对另一方纠缠不休或禁止他人参与竞争，像“你不嫁给我就别想出嫁之类”（极少出现厚颜无耻的女性逼迫男性必须娶的，除非被别有用心的利用）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但这是属于基本的社会规范和法律规范之内的，而且是涉及另一方的权利的事情，已有相关法律来约束，不需要专门设定“恋爱秩序”。

作为依照市场秩序运作的社会中的人，择业必然要依照市场需求，而其价值也应按市场原则来体现。市场中最基本的关系是供需关系，人力这种商品的价格也因供需关系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比如，市场对某种职位有1000个需求，但如果能够满足这种需要的人只有500个，就成为供方主导市场，价格自然就会上升；与此不同，如果这个职位有2000个人能达到要求，就是需方主导的市场，价格自然就会降下来。依据市场机制确定价格，可以用简单的方式解决复杂的不同行业、不同职业、不同技能的价格比对问题，比如很难比对经济学家与清洁工的重要性，经济学家地位高、收入高，但很多人讲话不靠谱，其存在与否对经济没有什么影响，而如果没有清洁工，只需要几天，再高档的地方也会变成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如果找一堆“专家”来确定各个行业的“合理价格”，似乎会很有“秩序”，但就会像几十年前计划经济时确定全国的物价那样，费神费力，细致到了螺丝钉，但却物质匮乏，不能提振经济。比如广州提出的党委书记2万的月薪就让人感觉很有“娱乐性”。

有了市场规律的劳动力价格机制，会对劳动者起到引导作用。比如某种技能岗位需求较大，工资就会上涨，因此会吸引很多人参与这种技能的学习和培训，不用强迫，都积极主动，肯定不会上课打瞌睡。一些在职人员都在业余时间学习很多课程，或者考职业证书，或者考函授学历，大都是看到了市场的需求而动。还有的人甚至会辞去工作重回学校学习，而这时的学习往往更有针对性，有了工作经历再加专业学习，当然是期望在市场中更有竞争力，职业前程更进一步。而如果由相关部门官僚按“计划”而定，必然只能按学历、高校知名度、职称等划分层次，只拼这些外部标签，而不顾实际水平和能力，使纸上谈兵泛滥，而真才实学缺乏。

市场机制同时对企业也会带来影响，如某种岗位比较累，或劳动环境较差，企业会难以招到足够的人来干，就只得提高其工资待遇或降低其劳动强度、改善工作环境。而且人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还能促进企业改进管理。如果某企业任人唯亲，或工资待遇较低，其中有才能的人就会“用脚投票”，企业需要的人大量流失，就不得不做出改变，不然就无法维持。虽然这种间接的影响不能从根本上促使企业建立良好的管理体系，因为这只是企业能生存的一方面原因（在目前的大环境下甚至不是主要原因），但至少不能明显比竞争对手更差，在大环境改善的情况下也会迫使企业顺应时代要求。与此相反，如果行政部门限制人的外流，没有出路就只能在企业内部拉帮结派为利益内斗，其实过去很多国企搞不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种内耗。

用人力资源的市场机制解释这些年出现的很多“怪异”现象也很有效。几年前出现大学生做掏粪工，今年出现研究生竞聘清洁工，都让人大跌眼镜，轰动全国。新闻报道关注，但并未能说出其所以然，“专家”解读更是可笑，其实这正是人力市场的供需失衡造成的恶果。高学历的人做这些几乎不需要学历的职位，无论任何人去解释其“合理性”，其理由都是苍白的。这些年高等教育搞“大跃进”，高考入学率大幅上升到接近50%，想在几年内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的人口占比，但问题是社会并不能提供如此多的适合岗位，供需矛盾加剧，能找个可靠的饭碗就算不错了，其中一些人就沦为牺牲品。中国经济发展很快，经济总量也上升为世界第二，但我们的企业大多还处在世界产业链的低端，以引进技术装备（甚至套件）来加工制造为主，是谓“世界工厂”。“工厂”中需要的是大量的普通工人，培训一两周甚至一两天就可以上岗，珠三角等地以初中毕业生为主，高中毕业大多就可以坐办公室当文员了（或者做生产线管理），很多企业的工程师还是以技校毕业为主，因为主要“技术工作”就是维修或做测试工装，不需要设计。有些国企，自誉为“民族品牌”，其实主要产品及生产线都是从国外引进的，自己的原创能力有限，也难以提供大量适合于高学历的职位，研究生基本用不上，更别说博士（博士只能去高校、研究所，现在又有了官场）。而世界级的大企业，大都有很高水平的实验室，如贝尔实验室等，是世界顶尖水平，大量世界领先技术在这里产生，甚至出诺贝尔奖获得者，而我们的很多大企业的实验室更像“实验室”，只是做产品测试，想学些其他的会被认为“不安分”“想法太多”，会受斥责的，越没有其他知识越“专业”，越受领导青睐。

在计划经济下，国家直接掌握了大量社会资源，包括各种岗位，高等教育毕业生都会得到“合理”安排（虽然其中很多未必能真正发挥作用），有轻松稳定的工作和较好的社会地位，也就形成了高学历崇拜的社会氛围，很多人因此认为学历高就意味着好工作好未来，盲目去追求。但在市场经济下，国家掌握的社会资源大量减少，能摊派出的职位很少，高等教育学位却在大量供给，学生及其家长并没有注意到这种变化，还在按惯性思维继续追求高学历，毕业后找工作当然就成为艰难的事情。（但媒体却在大量鼓吹找不到工作去创业，很不负责任，连找工作这样相对简单的都办不到，却要求去做难度高得多的创业，就像说“不会爬就去跑”那样可笑。创业，成功率是很低的，对有资金积累和丰富社会经验的人来说都有很大难度，何况刚毕业的学生，就是能创业也主要靠家庭背景和支持为多。）在市场经济下，接受高等教育更多是一种“投资”行为，投入了大量学费和时间，如果不能得到相应的回报，就是一种投资失败。因此，考大学时就要考虑好将来的出路，不要盲目去考，现在已不是有了学历就不愁将来好工作的时代了。这个时代，高等教育是一种选项，如果有实力有目标，当然还是去上更好，有的职业有的岗位确实需要经过高深和专业的教育，比如医生（在向全博士发展）；但更多的职业和岗位是要有充足的实践能力和社会经验，学校教育到一定程度即可，而且将来还可以根据需要补修。

在人力资源的市场配置当中，供需双方是主角，而人力资源市场及政府相关管理机构主要是起中介作用，主要建立一种信息交流的平台和提供良好的服务。过去的人事部、组织部是权威部门，下指令，供需双方只能服从，甚至不能提价格讲条件，绝对的“家长制”；后来有了改进，也建起人才市场，但还有很多条条框框，比如“人才”概念就是一种，还有的会在双方之中插一杠子，代替一方为另一方提条件或约束（有的甚至会提出双方都不喜欢的约束条件），其实是越俎代庖，做了非本职的事情，越位了，往往让其中一方吃亏（甚至双方都不满意）。其实，在劳资双方中，地位并不平等，往往是资方较强势，特别是一些掌握了很多社会资源的大企业，并有商会这类机构做后盾，劳动者本来就够弱势，政府为了维护人力资源市场的公平合理，按理说应更多地站在劳动者的立场，来平衡劳资双方的关系。但我们看到的政府相关机构，大多是一屁股坐到了资方一边，帮着资方损害劳动者的权利，让劳动者利益受损而投诉无门，让人非常失望。

我一直只说“人力资源”，而尽量少用“人才”，因为什么是“人才”，什么不是，其实很难界定。而政府部门的所谓“人才”，是与学历、职称、身份挂钩的，还是计划经济下的概念，这也是造成社会上追求学历、职称、干部身份的社会氛围的一种原因，这种概念应尽量缩小到公务员系统中，或至多扩大到事业单位，觉得还是进入历史为好。因为现在的“人才”体制，很多时候是背离市场机制的，至少与目前的市场机制有很多不合拍的地方。“人力资源”的概念就要宽泛很多，但现实中的人力资源市场往往成为低层次职位的市场，而人才市场才是中高职位的交流市场，按档次来分市场而不是按行业来分，看来政府相关部门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就像市场经济有不完善的地方，人力资源的市场机制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有些事情还需要政府部门来起作用。市场因为供需的不断变化，会出现缺乏与过剩的周期性变化，特别是过剩时，会造成很大损失和浪费，而人的教育培训时间更长，过剩时损失也更大。政府一方面要提供信息提示，减少“投资”教育的损失，现在这方面的信息收集和提示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另一方面，政府也应用所掌握的资源做一些“购买”，造就一些就业机会，这种购买不是“挖坑填坑”那样的“无用劳动”，而是有意义的有效果的研究、设计、制造项目，甚至是可以带动起一些产业的发展或一些行业的技术进步的引领性项目。当然，这只能是引导和适度调节作用，不应退回到摊派任务的计划时代。
因为目前中国有很多自然条件很差的农村地区，一些地方个人年收入不足千元，造成大量劳动力外出打工，使没有劳动技能的普工岗位的供给过剩，当然收入就无法提高。这么低廉的劳动力价格，造就了过去几十年的中国制造业的奇迹，也造就了大量富豪，但并没有给底层劳动者带来多少好处，从而使社会矛盾突出，而劳动者收入低下也造成消费能力难以提高，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也不应袖手旁观，而应积极介入，设定最低工资标准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无论社会意义还是经济意义都很大，有利于使人力资源市场向良性发展。但这种最低工资标准也不是越高越好，要与社会情况相适应，一方面只是挤压“血汗工厂”而不应在短时间内造成比例过大的企业无法生存，另一方面不应使有较高技能需要的工种的工资与最低工资差别不大而引起劳动者对学习技能的消极态度，同时也要兼顾农业生产的收入水平，不应使大量农田撂荒。

有一段时间，限制人才流动的声音很高，有的赞扬杭州的环境好因为“很少人跳槽”，有的呼吁“要联合抵制经常跳槽的人”，如此等等。难道这些企业主张的是“终身聘用制”吗？当然不是，对不希望留下的人，是会想各种办法给挤走、整走或赶走的，心狠手辣毫不留情。但对于认为还有“利用价值”的人才会想各种办法来阻挡，有让人不齿的谣言阴招，甚至还会动用政治手段，手眼通天。其实，对市场需要大于供给的岗位，企业只能提高工资待遇来吸引人或留住人，也可以利用提前解约补偿合约、技术保密协议等经济手段，政府部门应坚持市场规则，不应给企业以特殊支持。特别是一些大企业，因为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力”而往往会获得“特权”而破坏市场规则，政府是否偏袒才是真正考验。

一些人看到他人拿到高收入当然会眼红，但政府也只能用税收方式来调节，而不应用行政手段来干预，特别是对非国有企业。在这样的行政干预下，市场就不平衡了，混乱了，也使企业失去了建立良好的管理体制的动力，长远来说并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当然，那些自己掌握者财权而为自己开高薪酬的不能算市场机制的，算什么自然有公论。）

市场经济虽然不是完美的经济形式，但至少比权势经济是要进步很多，配置资源的效率也要高很多。市场经济，涉及很多方面，人力资源也是其中重要的方面。有了人力资源的配套机制，市场机制才更完善，能使最有潜在价值最有活力的人力资源充分发挥作用，因此促进经济的更好发展。